关于安乐死的看法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我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当今社会，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存在两大派对峙，一方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另一方认为安乐死在目前不应该合法化。前者的理由是对备受疾病折磨的人饱有同情心，认为安乐死更符合人道主义。后者站在同意前者的观点的基础上，考虑到使安乐死合法化会导致给“故意杀人”提供了借口和庇护。

尽管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权力和自由以摆脱残酷的病痛折磨的做法，愈来愈多地采取同情的态度，认为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①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②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③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④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⑤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⑥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持否定态度的则认为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安乐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一个前提基础必须具备，即在最后选择这种结果的时候，应该保证这些公民是因为难以摆脱疾病给身心带来的痛苦，而不是因为丧失治疗机会而产生的心理绝望使然。如果国家没有能力向百分百的患病公民提供这种救治机会与兜底的福利制度，“安乐死”的立法就缺乏足够的社会立法基础。否则，这将可能意味着一种不道德的人性灾难。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势在必行,只不过是时间与实施细则问题。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目前或今后的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如果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的话，我认为是剥夺了这些婴幼儿生命权。哪怕他们智力是底下的，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剥夺智力底下群体的生命。因为不可能说因为智力底下而成为了社会的负担的人就活该去死，否则将重蹈覆辙纳粹的罪过——安乐死的再次提出，并大肆宣传和广泛推行，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我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已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甚至无法进食，每天承受着心灵和肉体上的折磨，那么，让他安静祥和地离去又有什么不应该呢？安乐死是最大限度地展示出病痛、生病垂危、死亡这一生命过程的应有尊严。它保证了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所作出的队生命的自主和自决的权利。

如果不让安乐死合法化是因为它颠覆了一直以来的伦理，让子孙扣上不孝的罪名，那我认为这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子孙只是为了赢得一个美名，而让自己的亲人生不如死地生活着煎熬着，难道这还是一种孝道吗？所以，我认为在伦理上考虑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安乐死的合法化确实是一个艰辛过程，因为它要尽可能地将各种情况都考虑在内，要颁布尽可能详细且严格的实施细则，否则它将成为“故意杀人”的工具。但绝对不能因为它有被“故意杀人”利用的可能就放弃安乐死合法化的进程，就像不能因为水果刀能杀人就不允许市场上销售水果刀一样。路是要走的，不能因为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就不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要披荆斩棘地前行。

安乐死合法化势在必行，不能再让它继续沉默，我们要正面它正视它，积极主动地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对其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