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文化史上的胡适与福泽谕吉

日　本　研　究二○○○年第二期中日近代文化史上的胡适与福泽谕吉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崔新京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文化全球化的趋向日益明显。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的不平衡发展及历史传统等因素,全球文化又存在着多元化趋势。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的矛盾是全人类在当前乃至21世纪不得不面临的新课题。因而,如何读解异质文化,加强文化交融,缩小文化差异,化解文化矛盾,实现文化认同,共享文化资源,已愈来愈受到国内外文化研究界的共同关注。

就文化研究的视角或方法而言,目前不仅有跨文化(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研究,亦有超文化研究(又称多学科文化研究)。其中自然也包括宏观比较文化研究(如民族文化比较研究)和微观比较文化研究(如人物文化思想比较研究)。本文涉及的胡适与福泽谕吉,便属于微观比较文化研究。胡适与福泽谕吉的比较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尚处空白领域,迄今无人涉足。因而,本文意在抛砖引玉,仅就胡适与福泽谕吉的人生经历、文化活动、文化思想作些粗略描述和分析。至于有关胡适与福泽谕吉的深入而系统的比较研究,笔者日后将以系列学术论文的形式逐步展开。

一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胡适素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之称;在日本近代文化史上,福泽谕吉也有“日本的伏尔泰”的赞誉。二者均以各自的启蒙作用和文化业绩,成为中日近代文化史上受人推崇的文化巨匠。

胡适(1891～1962)生于上海,祖籍安徽省徽州府绩溪县城北上庄。其父胡传受到曾任广东总督的张之洞的赏识和举荐,于1891年在上海任“淞沪厘卡”总巡。1892年赴台湾任职,官至三品。1895年8月22日病逝于厦门。早年丧父的胡适,在其母冯顺弟孜孜不倦的教诲下,渐渐熟悉了父亲的生平思想,并深受影响。胡适手书的《学为人诗》中“以学为人,以期作圣”等句,成了胡适后来的人生座右铭。在绩溪老家,胡适接受了9年旧式教育。其间,胡适聪颖好学,读书甚多。读《水浒传》残本和其它白话章回小说,培养了白话文兴趣及能力;读范缜的《神灭论》,有了捣毁神像之举,萌发了最初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读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自撰“历代帝王年号歌诀”,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胡适1904年赴上海,入新式学堂梅溪学堂和澄衷学堂求学。其间,他阅读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节本、梁启超的《新民说》等大量书刊、文章,激发了“知耻近乎勇”的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觉悟。1906年,胡适改入中国公学。该校反清革命思想强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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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普通话)教学,管理模仿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议制(议会制)。受环境影响,他对民主政治制度发生了浓厚兴趣。胡适还独自编辑了白话报刊《竞业旬报》,在思想上倾向革命共和。 1910年,胡适考取庚款留美生,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学院,主修哲学。191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在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门下读研究生。胡适从方法论的角度,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强调科学的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杜威实验主义思想方法,成了胡适日后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及从事学术活动的治学方法。

1917年,胡适离美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并积极参加了业已拉开序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以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以及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的身份,采用教学、演讲、著述、文学创作、翻译等各种活动形式,就孔教、文学改革、国语统一、教育改良、女性解放等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发表了大量深刻、积极的见解,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如,撰写《易卜生主义》,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强化了争取个性解放的思潮;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发表《实验主义》,使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得到普遍接受;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文化钢领。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去美重返母校,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后回北大执教,继续从事教学和学术活动。此阶段,胡适在论述中西文化关系时,提出了“全盘西化”论,后又改为“充分世界化”。出任驻美大使期间,从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为中国的抗战奔走宣传、筹措资金。1946年,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49年由上海赴美,成了海外寓公。1958年,结束流亡美国的生活,回台湾定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在主持欢迎“中央研究院”新院士的酒会上,因心脏病猝发而死。

福泽谕吉(1834～1901)出生于大阪丰前中津藩一个禄米13石的下级士族家庭。他出生之时,其父百助偶得渴望已久的汉文书籍《上谕条例》,故给他取名谕吉。百助以酷爱知识闻名藩内,不但擅长财务,而且有丰富的经学诗文素养。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下,因地位低微而难以伸展抱负,于福泽谕吉三岁时便中年早逝。父亲抑郁而死的悲惨遭遇,在福泽谕吉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埋下了反封建的种子。父亲过世后,福泽随母亲回到故里中津。十三、四岁时,他进村塾学习。尽管就学晚,但天资聪颖,很快便博览了《孟子》、《论语》、《诗经》、《左传》、《老子》、《庄子》、《史记》等汉籍,具备了较扎实的汉学功底,成为一个“小小的汉学家”。 1854年,在本藩家老奥平的资助下,福泽谕吉来到长崎求学。此前,正值“黑船来航”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西方坚船利炮下被迫开关。于是,便在日本有识之士中引发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尤其是炮术的思想。福泽谕吉因而在长崎师从炮术家山本物次郎,专门学习有关炮术的知识。翌年,他听从哥哥三之助的劝说,赴大阪投在绪方洪庵的门下。绪方洪庵创办的私塾,是日本近代洋学潮流中的一个著名流派。他不但向弟子们教授兰学,而且注重培养他们的实学精神。在绪方洪庵的影响下,福泽谕吉发奋学习兰学,并蔑视儒学和有神论。1858年,到中津藩在江户开办的兰学塾当教员,并开始依靠字典自修英语。这不仅使他日后被幕府聘为翻译,而且为他以后接受和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奠定了外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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