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韦尔与宣传分析

拉斯韦尔与宣传分析

拉斯韦尔可算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也是一个有个性的学者。当然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拉斯韦尔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是典型的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年幼时就广泛阅读，拉斯韦尔的叔叔是一名医生，他在拉斯韦尔小的时候曾提供其一本弗洛伊德1909年在克拉克大学的演讲集，因此开始了拉斯韦尔长达一生的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理智兴趣，更广泛的说是对于个性在政治中的作用的兴趣。

拉斯韦尔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开始培养的，但在芝加哥他主修经济学，并且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拉斯韦尔在政治学方面很有造诣，但是他从来不让政治学束缚了自己的思想。他所探究的领域包括社会学、精神分析、历史、社会历史学和传播。拉斯韦尔的这一学术特点也遭到了恪守学科的人的严厉批评，也正是这一原因使其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与后来的耶鲁大学的法学系难以相处，这一特点却造就了拉斯韦尔丰富的学术著作。

拉斯韦尔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4年。1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是《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他发展了一种重要的传播研究工具——内容分析，并用它来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宣传。2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试图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政治学，这令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很接受不了拉斯韦尔的这一学术观点。1930年拉斯韦尔发表了《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创建了政治心理学领域。

3拉斯韦尔这种跨领域的学术研究行为，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主任相左，于是他在1932辞职，也放弃了芝加哥大学授予的终身副教授的荣誉。在其随后的6年里，开始了自己的职业漂泊时期。在这一期间拉斯韦尔的所有学术资料在一次运送中，两辆卡车侧翻并着火，资料也随之燃烧殆尽。这可以说是拉斯韦尔中年时期的一次危机。它标志着他从对政治学的忠诚中偏离出来，但倾向于更加跨学科的兴趣，并促使他20世纪40年代在开创传播学新领域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拉斯韦尔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天才，也正是这一特点暂时成了拉斯韦尔事业中的绊脚石，不过二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漂泊的职业生涯。拉斯韦尔是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成员，随着二战的到来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也开始致力于战时传播研究，成为战争时期的必需品。也就是在这里，每隔一个月的研讨班相聚，大家互相讨论学术观点，拉斯韦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5个W的传播模式，也将研讨班的讨论带向于传播效果研究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拉斯韦尔就与诸如拉闸斯菲尔德、勒温和施拉姆等其他传播学先驱一起，帮助将传播学推荐给联邦政府。在大学里被学术分隔弄得困难的东西，在战时华盛顿变成容易的事情。个体学问让位于团体研究，学科间的孤立让位于跨学科的研究。拉斯韦尔正好符合这一战时要求。在这一时期拉斯韦尔不仅分析了宣传，也促进了宣传的产生。随后他的事业再次进入高峰，分别在耶鲁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坦普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后当选为美国政策学中心的主任。1978年12月18日逝世于纽约。

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贡献：

1他的5个W模式导致了传播学对于确定效果的重视。拉斯韦尔的同代人拉扎斯菲尔德使得对于传播效果的这种重视更加具体化了。

2他开创了内容分析方法，实际上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

3他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宣传”一词后来有了否定的含义，在今天已不大常用，尽管还有更多的政治宣传。宣传分析已被纳入一般体系之中。

4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美国社会科学。拉斯韦尔使弗洛伊德与政治分析结合起来。他通过内容分析的途径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运用到政治学问题之中。从本质上说，他在社会层面上运用了个体内部的弗洛伊德理论。

5他帮助创建了政策学，这是一门将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行为整合起来的跨学科的运动。

李普曼是富有的犹太父母的的唯一孩子，李普曼毕业与哈佛大学，并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学位，但是在毕业前几个星期辍学，为波士顿的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工作。新闻工作对于李普曼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其他重要的早期传播学人物不同，李普曼没有在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他也从来没有教过一节的大学课程，他也不适应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或理论视野，但他开创了今天蓬勃发展的议程设置过程的研究传统。毋庸置疑，李普曼对传播学产生了最重要的、非学院式的理智的影响。李普曼的《舆论学》被凯里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在《舆论学》一书中，李普曼首次指出了外部的新闻媒体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图像的作用。他指出，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往往因为几个原因而与实际现实不相吻合，第一个是我们需要的简单规范即刻板模式。第二个是由媒体传递给我们的伪环境。

议程设置的概念化是由麦库姆斯和肖完成的。他们将议程设置分为媒体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政策议程设置。并提出了议程设置产生的各个原因。

总结：我们今天称之为议程设置的东西起始于李普曼的《舆论学》，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象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不过这一媒体如何设置公众议程的模糊思想直到科恩提出关于议程设置的有影响的隐喻——即媒体告诉我们想什么，才直接导致了议程设置研究范式的兴起。然而麦库姆斯和肖通过总统选举，继续研究议程设置，随后的学者引导了议程设置过程研究的繁荣。

在六七十年前，凭借关于舆论和宣方面的作品，拉斯韦尔和李普曼开辟了传播研究的潮流，现在这股潮流正在今天的议程设置学者们推进。尽管“宣传”与“舆论”的词语已被诸如“大众传播”和“议程设置”等词语代替，但早期的概念化工作仍然影响着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