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浅谈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姓名：岳娟学号：2013504052

班级：2013级中文系3班指导老师：杨高平

摘要：王安忆作为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其本身所具备的女性身份带给她的先天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同男性所持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有着迥然不同的方式，同传统的女性女权作家的性别叙事也有着泾渭分明的不同。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女性意识之间，在某些意义上，有其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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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女性文学”这一概念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女性意识迅速发展趋向成熟。女作家们开始充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充分发挥女性感知方式的优势。她们从各个角度表现女性被压抑的状态，真实地呈现女人由对男性的崇拜、依附转向愤怒、不满的历程，并怀疑女性的克已、温顺、自我牺牲及奉献精神究竟有何意义，她们对女性自身，则以从未有过的冷静与深刻加以剖析、反省。

女性意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女性意识主要包括女性主体意识、地位意识、价值意识与解放意识。从女性意识的培养与形成角度,主体意识的形成为最终结果,即首先是女性对社会中性别不公现象的不满,进而引发对女性价值的重新评价及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质疑和自我解放,从而最终导致女性主体意识的树立和向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转变。依照意识是流动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基本认识，女性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终极的、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也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二．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一）平凡甚至卑微的、以家庭为重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将她笔下的一部分女性从原来自在欢乐、衣食无愁的生活，推向了无奈的生活现实，使她们经历了为生存而不得不拼搏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转变，她们不但能够坦然的面对，而且决然的肩负起家庭重担，此时在她们心里这个家庭和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人对她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她将自己视为他们的保护伞，从内心感到幸福与骄傲，如小说《富萍》里的富萍、《流逝》里欧阳端丽等，安忆笔下的这些女人，又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丈夫为生命的平凡女性。她们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将自己定位于好妻子、好女人。但是在现实中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会存在着风浪，同样王安忆也将这样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平凡但坚韧、富有顽强生命力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所塑造的女性是平凡、朴实的，但是她们却不是平庸、无华的，她们各有特色、富有女性内涵，读者在读时可能会感觉平淡无奇，但是细细品味却会发人深省，就如同她所说的流泪并不一定是一个人软弱的变现那样具有深意。王安忆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能够在明确目标的平凡生活中，完美的利用自身细微且敏锐的直觉，依靠理性的思维、本我的意识，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中，哪怕是前路坎坷、布满荆棘，就算是在碰壁后，她们依然会另辟途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她们用自身把生活韧性与顽强的生命力演绎的淋漓精致，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流逝》里的欧阳端丽、《妙妙》里的妙妙。王安忆小说中这一系列的小女性人物，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演绎了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尽管她们过于平淡，甚者有些琐碎，但是她们有本我的生命意识、有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有最实在的人生经历。

（三）面对传统的道德伦理敢于超越的女性形象

对于不顾一切的追求物质和身体欲望的女性，很多人都会站在伦理和道德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批判与评论，而王安忆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的她却对这类女性的特质加以突出。这类女性冲出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她们前卫的、超越常人的对家庭及婚姻的思想观念，使她们生存于传统的道德底线外。她们对待爱情及生活，没有过多的考虑过社会意义，只是单纯的为得到性爱满足、或是将其视为交易以此为途径而获得更高、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只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作品中，王安忆用同情、宽恕、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态度来描述这些女性，并通过其作品暗示，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男女地位带给处于性别弱势的女性的伤害。必须强调的是，王安忆作品的内涵不仅在于提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命运的挖掘，她以其特有的女性经验为视角，深入人性，针对人类本性和现代问题提出发人深省的质疑。

三．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回归

（一）童年的体验

王安忆的女性意识源头最早来自于童年体验。作家的无意识心理,一方面是民族历史、社会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沉淀；另一方面又是个人历史经验,特别是早期经验的积淀1。王安忆的童年经历对其女性审美偏好也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纪实与虚构》中也有过类似的内容:“那时候,母亲正忙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天一早出门晚上十点钟才可到家。那时我父母每天上班,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家里成了我的天下。”散文《思路》里也提到:“小时候,我很寂寞。爸爸在南京尚未调回上海,姐姐上学,阿姨在厨房烧饭,妈妈呢,则在小房间里,把门关得很严,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样无视我的存在,完全是不应该的。我撅着嘴,心里是一样的恼火,思路算什么?难道比我的寂寞还重要?”由于母亲忙于工作,致使童年时代的作者无法感受到母爱。对母爱的渴望使得作者在潜意识里更倾向于那种古典家庭贤妻良母型的女性。

王安忆和李昂在关于妇女问题和妇女文学的对话中强调：“我现在特别想回到一种自然状态,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在家里操持。”2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王安忆的女性意识里有一种很传统的、古典的东西。她乐于在家庭生活里确认一种以男性作为家庭依靠的生活方式,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安心地把小家庭操持得井井有条。

（二）职责的回归

现实的生活是严酷的,女性要在上海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拼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就必须如男人般顽强地求生存,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一块柔弱的角落,等待着爱人的抚慰。在女性的现实境遇与作者女性理想的巨大反差之下,王安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女性思想,《流水三十章》中张达玲这一形象是作者刻意设计的英雄形象,但是她最终背离了她的道路,汇入了普通的大众的人流。

1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760.

2王安忆.上海女性[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