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的铺户及其商人

清代北京的铺户及其商人

在步入近代之前，中国的传统城市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阶级，但是，城市生活中的商

业流通与货币需求，使得商人成为城市中的主要居民，并在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充当了主要

的角色。但是正如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城市的建立有为收取货币地租

与各种赋税1[1]的目的，所以，它体现的是官僚政治体制下的地主经济，中国商人在社会角色上也难免摆脱地主经济附属地位的影响，处于两难当中。

通常，我们对历史上商人的考察，往往着重于资本规模、经营方式、资本流向等等，而本

文则更关注于商人在城市中的社会角色，试图通过对京城中有一定影响力度的商人与政府及

其统治者关系的考察，能对上述问题有所回答。

铺户及百年老店

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在清代前期，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历史

上的最高水平，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作为都城，不仅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也是贵族官僚、

文人士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而且聚集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

商人，向被称作商贾辐辏之区”。而京城消费型城市的特点，也使它形成了商业比手工业发展，官商优于私商等特点。而在众多的商人中，他们通常都以铺户”作为个体从事商业活动

的。

所谓铺户”，是指开店铺的人户而言，是当为封建政府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对商人的称呼。由于店铺是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铺户的称谓也应当在封建社会后期才出现，而清代不仅官方文献《清实录》中有铺户”的记载，即便是私家笔记中也有铺户”的称谓出现。

铺户，非走街串巷的小贩，亦非在街肆摆设摊位的摊贩。通常，铺户都有一个带门面的

店铺，只是经营规模大小不同，大多数的铺户都属于小家小户的买卖。而且除了杂货铺之外，

铺户往往是经营着某一种单一的商品。在自称待余生的晚清人撰写的《燕市积弊》中，所列

京城铺户有：钱铺、钟表铺、挂货铺、绒线铺、鞋铺、药铺、金店、翎子铺、首饰楼、当铺、香货店、嫁妆铺、红铜铺、纸铺、纸马铺、面铺、香蜡铺、米碓坊、蒸锅铺、裱画铺、漆铺、黄酒铺、南果铺、切面铺、刻字铺、喜骄铺、寿衣铺等，近三十余种。而每一行业的铺户又有数十家、数百家之多，如以京都而论，大小药铺，足有三四百家”；翎子这行买卖，向

来是山西人所作，以北京而论，共四十余家”；当铺，以北京计算，共有一百五十余家”；香货铺，这行出在北京，并没有几处，就是这两三家”，等等。1⑵

在这些众多的铺户中，尤以来自山西和山东两省的外地人居多。清人夏仁虎有过评论：

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盖北京土著多所凭藉，又懒惰不肯执贱业，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益树势力矣。”绸缎肆率为

山东人所设，所称祥字号多属孟氏。初惟前门之泰昌为北京人，盖兼办内廷贡品者，各大绸

肆必兼售洋货。”13!《燕市积弊》也对夏仁虎之说作了作证，书中说：切面买卖在北京城里开铺子的分两路人：一是山东，一是直隶。”蒸锅铺的买卖儿发明最早，凡在北京开设

的，全是山东人多。”北京的漆铺大半都是山西买卖。”翎子这行买卖，向来是山西人所作。”1[4]

这些铺户主要分布在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以及菜市、花市等北京内外城的主要商业区，1[5]而以外城的正阳门一带最为集中。

事实上，早在明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前后，北京的正阳门周围及两旁的大街便逐渐形成一

定规模的商业区，聚集起众多的铺户。明末市肆著名者，如勾栏胡同何关门家布、前门桥

陈内官家首饰、双塔寺李家冠帽、东江米巷党家鞋、大栅栏宋家靴、双塔寺赵家慧苡酒、顺承门大街刘家冷淘面、本司院刘崔家香、帝王庙前刁家丸药，而董文敏亦书、刘必通硬尖笔。凡此皆名著一时，起家巨万。

……富比王侯皆此辈也。”卫61进入清代，随着内城汉人的

整体向外城迁移，正阳门形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商品流通市场，而铺户之集聚亦然居全国之首。

如《都门纪略》云：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

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卫71余蛟在《梦广杂著》中亦曰：正阳门外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卫81其中不乏被誉为老字号”、历经明清达百余年的铺户，如六必居、王麻子、王致和、烤肉宛、同仁堂、都一处、和顺居、天福号、内联升、便宜坊、全聚德、正明斋、瑞蚨祥、荣宝斋等。1[9]因而，晚

清时夏仁虎在谈到这些铺户时，有各不下数十家，互称老铺，争执可喙” 1[10]的议论。

由于资料的限制，对于京城铺户的发展状况难以作深入的研究，但是，铺户及其商人对

京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散见于时人的记载当中的。这些铺户在发展的过程中各自

走出自己的道路，也形成独特的经营理念，但却摆脱不了传统社会的影响。其中，最知名的

同仁堂也最为典型。

在药业行业中，虽清代京城中有大小药铺三四百家，但四远驰名”，饶有诚信者当属同

仁堂之丸散膏丹，西鹤年之汤剂饮片”，而同仁堂尤其名气大作。

同仁堂坐落在正阳门外的大栅栏，为乐家所创，乐家原籍浙江宁波府慈永镇，明永乐年间移居北京，以串铃走方行医为业。清初，乐家四世祖乐尊育（1630 - 1688）敕授登仕

郎，为太医院吏目，掌管出纳文书，后晋文林郎。五世祖梧冈字凤鸣（1661 - 1742）因乡

试落第，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创办同仁堂药店。所以有称同仁堂明已开设”，似不

准确。但同仁堂为京师药铺之著名者”确是当之无愧的。其时，外省人之入都者，无不购

其硇砂膏、万应锭以为归里之赠品。”1[11]雍正元年（1723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

因此声誉日隆，以后同仁堂经历了盛衰的变化。乾隆十八年（1753年），乐家遭受火灾，

第六代掌柜乐礼病故，同仁堂药铺难以维持，乐礼之妻申请主管衙门资助。由于皇家需要同仁堂药房，便出示招商，由乐家世交张世基认股合资经营。此后，同仁堂的股份越来越多，由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一张合股经营的废合同上可以看到，同仁堂的股东有21人，股银43800两。至道光^一年（1831年）,同仁堂以价银60000两典给了朱某。1[12]这期间，同仁堂屡经变迁，但不变的是挂在药铺前的乐家老药铺同仁堂”的匾额。传至乐家

十代的乐平泉，终于还清债务恢复祖业。乐平泉死后，同仁堂由其四子共同经营，形成四大方共管制度。

同仁堂的故事，说明晚清时京城的某些铺户中已经出现了股份制经营，同时说明一些老店亦须得到封建政府的扶持，方能步入其老年的辉煌。其商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需要

附着于传统社会关系之上。而且这种现象似并非特例。与同仁堂不分伯仲的鹤年堂”，其

大门里外所挂的匾额分别为明代权臣严嵩、严世藩父子所书。以酱羊肉闻名的月盛斋，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