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结合,政府机构改革

2019年结合,政府机构改革
篇一：20XX年行政机关公务员考试答案(甘肃省)
20XX年行政机关公务员考试（甘肃省）
篇二：政府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试论政府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摘要：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曾经进行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并未走出从精简到膨胀从膨胀到精简的简单循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政府体制机制、利益等多方面的因素，也有文化传统等的深刻原因。

要使政府机构改革取得预想的成效，就应科学的划定政府职能，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加强政府法制建设，不断更新政府理念，营造法治化氛围。

关键词：政府机构改革原因及对策
一、政府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机构改革的成败得失直接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成败得失。

建国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七次大的机构改革。

可以说，这些改革对于完善我国行政体制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但是，这些改革并未完全取得预期的成效，尤其是近年来的机构改革，总是从精简开始最终以增加和行政事业支出有增无减而结束，以至于我国历次机构改革始终无法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二、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艰难的原因分析
1、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事实上存在着“能进、能上、能高”而“难出、难下、难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与压力，也没有严格的奖惩考核制度。

由于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机关普遍存在人浮于事、人满为患的情况，尤其是普遍存在“官多兵少”，后勤人员多，业务人员少；习惯于行政命令、分指
标、批项目的多，业务骨干少；庸人多，能人少。

2、政府职能不明确。

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党政职能交叉、政企不分，许多本应由党或企业管理的职能被政府所取代，导致政府职能过多，管理过宽，势必相应增没一些机构，从而使机构进一步膨胀。

二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水平和质量还不高，随着行政主体的地位、影响和权能的不断变化，切出来的新部分越来越多，职能越来越被人为放大，对设立机构、增加新人员以便加强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三是二十世纪，政府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原来由家庭或私人供给的货物和服务转而由国家和政府来供给，因而产生了对政府绩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进行辅助性的投资。

3、制约和监督机制的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系统的行为常采取行政命令方式，以撤换领导来制约和保证政府系统有序运行。

这种方式常伴有主观的随意和感情的冲动，如有的领导常常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撤换部门负责人或在机构设置和人员增加上开口子，批条子，因人设事，因人设机构，缺乏公正严肃的约束机制。

机构编制没有法律依据，缺乏硬约束、硬保障、机构改革缺乏硬配套支持；财政拨付与支持随机构和人员的增多随意增加，“僧多则粥多，僧少则粥少”，人浮于事仅对行政效率有影响，对部门利益则丝毫没有损害。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它既是一种规范经济主体利益和竞争行为的制度体系，也是一种维持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保障体系。

政府机构改革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变革，如果不能让职工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得到保障，改革就会很难深入下去。

社会保障是一种分流社会风险、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削减贫困、实行社会再分配的重要制度。

我国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财力有限，政府拿不出大量的资金投入社会保障事业。

大量的社会群休特别
是下岗人员得不到保障，便涌向公务员队伍，因为公务员在培训、医疗、退休养老方面还是有保障的。

由此造成政府机构不断膨胀。

三、政府机构改革的对策
政府机构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但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人民的生活，涉及到发展和稳定的全局，也涉及到所进行改革的部门的权力、干部的切身利益和人员的分流。

因此，我们一定要打破狭隘的利益观念，以大局为重，加快改革步伐，使新的政府机构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1、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机构改革就特别需要解决宏观经济管
理部门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问题。

根据市场经济注重效率的原则，即使对这些需要加强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同样也需要重新界定职能，进行适当地合并和集中，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提高其统一和有效性；最大限度地降低由于调控主体内部各部门之间职能交叉、政出多门产生的内耗，最终在调控部门之间建立起目标一致、职责明确分工合理、配合协调、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

这样，中国的政府才能成为正真干事的政府，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的活动空间。

2、政企分开，实行宏观调控。

有人担心，如果国家不控制国有企业，国家就会失去权威。

作为
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理所当然要管理企业。

问题是如何管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使企业充满生机与活力。

同时，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运行，接受国家的监督指导与管理，这就涉及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的问题。

必须根据分离的原则，从三个层次上具体加以落实：即把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交给企业；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由政府委托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来行使；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宏观调控，这样才真正把职责划分清楚。

3、进一步安置分流人员。

人员分流是机构改革的难点，也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应把握好以
下几点：一是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现状，并对国内就业状况和分流人员的基本情况有足够估计，做到心中有数。

二是要坚持人员增减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三是要妥善处理好留与分的关系。

四是要大力培育人才市场，使机关干部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中主动寻找和帮助找出路并举，同时要加强干部培训工作，提高干部再就业的能力，实现分流人员的顺利转岗。

4、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维持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保障体系。

因为如果没有在城乡管理、户籍、就业、教育、收入分配、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经济改革本身的制度创新很难继续深入下去。

从目前改革和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方面的改革已成为重塑政府新体制的重要方面。

否则，政府新体制的建立将会被拖延，体制摩擦而产生的社会冲突也会进一步加剧。

中国未来城市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国有部门由现在的国家和单位保障逐步转变为社会保障，建立独立的社会保障机构．把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保障功能从单位中分离出来，将现在国有单位用于养老、医疗等的保
障费用，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作为单位和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障分摊金缴纳给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领取退休金和失业金的人中不再和原单位发生任何关系，医疗费的报销也由社会保障和保险机构完成。

5、加强法制建设，依法规范行政。

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实体而轻视程序，致使行政效率较低，工作随意性较大，这不仅影响了政府形象，而且容易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是保证我国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行政管理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

同时，也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成果的重要保障。

总之，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涉及全局的复杂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改
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地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

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围绕政府机构改革，就必须把转变职能、政企分开、分流安置人员、培育社会保障体制放到突出位置。

篇三：如何进一步深化县级政府机构改革
如何进一步深化县级政府机构改革
王昕杰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多年来的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始终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其深层原因是：“全能政府”使政府职能无限扩大；政府职能存在错位、越位问题；干部人事制度不甚合理；监督机制不健全；政绩评价机制不科学。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责任政府；理顺党政、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科学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定编的依据；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做好机构改革的人员流动工作。

关键词：县级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XX)04—0010—06
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是机构改革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对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行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如
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县(市)级机构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政府机构规模臃肿，人员膨胀，领导职数失控，财政负担过重。

50多年来，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先后进行了大大小小12次机构改革。

每一次机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但始终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涉及范围最广、难度最大的是县（市）级政府，这不仅因为县市级机构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县级机构是承上启下、连接城市和农
村的关键层次和中间部门，还因为“在中国2800多个县（市）中，有超过1/3的县级政府面临财政赤字。

可以说，全国多数县的财政既是‘吃饭财政’，又是‘讨饭财政’（向上级），甚至极少数已经成为‘抢饭财政’（向农民）。

”①从全国范围看，平均乡镇人口与乡镇吃财政的人口比例大约为30∶1②，有的县为14∶1③。

“据有关部门对我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数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至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到290余人，超编严重。

”④
“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行政体制，曾一直是石狮市人的自豪，而现在的石狮市政府部门已由1988年建市时的11个增至18个。

如果除去兼职，建市时的石狮市市委书记实际上是一正一副，而现在是一正四副五位书记，市长由一正三副增加到一正七副；建市时全市事业单位实有人数1421人，到目前已有各类事业单位264个，编制5747人。

⑤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XX年，河南省110个县（市）中，91个县政府共有正副县长724名，19个县级市有正副市长168名，另外还有14名正县级干部和助理县市长，全省共有正副县市长906名，平均每个县市有正副县市长8.146名，个别县市达到13名，国家级贫困县政府也有8—9名正副县长。

如果加上县（市）委、县（市）人大、县（市）政协三大班子，县（市）领导仅用车费用，全省110个县（市）全年需要支出1亿元以上。

第二，党政职能交叉重叠，行政效率低下。

除了重要干部的任命以外，党委与政府几乎管同样的事，每一项工作党委副书记或常委分管，政府有副县（市）长主管。

由于副职过多，平均一位副职只管两三个局委，不可避免地造成“八多一低”，即会议多、讲话多、文件多、陪会多、检查多、领导小组多、内耗多、行政费用多，工作效率低。

各类领导小组繁多，常设的有工业、农村、计划生育、扶贫开发、防汛抗旱指挥部等领导小组，临时性的领导小组更多，几乎是每
开展一项工作都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有一个县成立的各种领导小组多达100多个。

而每一领导小组都有党政人大政协的领导成员参加。

政府下属机构职能重叠交叉问题也很严重。

例如一个县的政府机构，工业管理方面除了经贸委，还有中小企业局、有色工业局、煤炭局、工业区管委会、铅业办公室、行政性公司等部门；农业管理方面除了农业局，还有农业开发办公室、扶贫办、烟草办、烟草局、畜牧局、菌类办公室等；水利管理方面除了水利局，还有某某水库管理局、某某灌区管理局、某某河区移民局等；林业管理方面除了林业局，还有果品局等部门。

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交通运输由公安局、交通局、农机局等部门多头管理。

由于内设机构多，下属机构多，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造成人员多、会议多、评比多、升级达标多、经费开支多、办事手续多、盖章多、扯皮多、矛盾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第三，政府职能错位、越位，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

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看，政府还没有完全从企业活动中超脱出来，行政干预在某些领域依然存在，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

政府对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实施撤销或转制行为带有很浓厚的行政色彩，政府在投资、生产、销售等方面还严重干预着企业行为。

政府管得很苦，企业经营得很累。

有些县级政府对农业经济的管理陷得比较深，以至于哪些土地应该种什么、怎么种，春播、夏管、
秋收等基本的农业生产，都成为县级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情。

从政事关系看，一些事业单位履行大量的行政职能，有的局委有几个事业单位。

为精简政府工作人员，不少地方在原政府部门下设事业单位，把相应的审批权、执法权放到这些单位，让它们收费养人。

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政府放权不够，中介机构依附于政府部门，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还不能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乡镇政府主要精力没有有效放在发挥公共财政作用，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上，而是忙于应对上级派下来的硬指标工作，甚至乱收费，乱摊派，加重农民负担，影响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

第四，管理层次较多，限制县域经济的发展。

省管市、市管县，权力层层分割，利益层层分享，一些地级市政府对县级经济发展未能产生带动力和辐射力，而是依靠权力直接分享县级政府利益，经常与所辖县、市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并擅自改变国家给予县市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

比如在税收方面，省政府定为2∶8分成，地市级政府则改为3∶7分成，其中1成被地市级政府截留。

各种不必要的检查、评比，浪费了县市政府的大量时间和财力，不仅不能有效促进县市经济发展，反给县市增加财政负担，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

第五，行政审批法落实尚未到位。

为适应《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各地都深化了审批制度改革，但仍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审批项目；虽然
较普遍地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对行政执法、行政审批、行政收费作了一些改进，但多层执法、多头收费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办审批手续，既要到“中心”办理，又要到原单位办理，反而还增加了工作难度。

二、“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全能政府”使政府职能无限扩大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干预和操作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成为全能政府。

政府包揽一切，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而该管的没有尽到管理者应尽的责任。

政府的职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该由市场取代政府的职能也基本被政府担负了。

经济管理职能、社会工作、行政管理职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门。

政府职能过多，管理过宽，势必相应增设一些机构，从而使机构进一步膨胀。

随着行政主体的发展和不断变化，政府职能
被不断地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和调剂配置，越切越细，越分越乱，切出来的“新”部分越来越多，职能越来越被人为放大，对设立新机构、增加新人员以便加强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这是导致机构膨胀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事实上存在着“能进、能上、能高”而“难出、难下、难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与压力，也没有严格的奖惩考核制度。

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机会就升级，一些虚职领导工作不管，待遇照常享受；政府机构一有条件就升格，一开口子就增加职数，机关变成解决就业和待遇的地方，致使干部队伍和机构迅速膨胀。

使用和配置干部，不受约束，随意性强，人为因素大，尽管有规定和要求，但总有融通的办法，不去执行，使规定形同虚设，不起作用。

用谁不用谁，同一职位安排多少职数，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

即使提错了，超职数配备，也无人追究责任，即使追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助长了跑官、买官、跑关系的社会恶习，也是造成机构臃肿、人员膨胀、领导职数不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领导之所以能根据自己的好恶，凭主观意向随意设置机构，增加人员，任用干部，关键是缺乏公正严肃的约束与监督机制。

机构编制、人员安排没有法律依据，缺乏硬约束、硬保障，也无有效的内部制约机构和失责后的惩治手段。

干部任用条例虽然很好，但实践中落实不到位，甚至走形变样。

组织部虽然内设有监督部门，但对领导往往不
敢监督，对一般干部又没法监督。

这就使得机构膨胀、人员超编问题在软约束中得以蔓延。

而财政拨付与支持则是随机构和人员的增多而增加，“僧”多则“粥”多，致使人浮于事，政府运行成本增加。

由于没有通过财政硬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