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综述_张磊

２００７４第２２０１１６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８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２００８年２月１期第２１卷总第１２１期・摘要：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最主要来源，技术创新管理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综合性强的新兴学科。

自从熊彼特第一个系统完整地描述创新理论以来，国外技术创新研究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目前，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已形成了四大理论学派：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阐述了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并综述了目前西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这四大理论流派。

关键词：技术创新；创新理论；研究现状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综述张磊，王淼（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青岛２６６０７１）作者简介：张磊，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王淼，管理学博士，吉林大学农业系统工程博士后，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发展战略。

１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国际上对创新的研究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提出的创新理论，他从论述技术变革对经济非均衡增长以及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影响出发，于１９１２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后又在《经济周期》这本专著中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创新理论［１］。

１．１创新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创新视同一物，称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这种新的组合包括：一是生产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２］。

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主要属于技术创新范畴，也涉及到了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但他强调的是把技术等要素引入经济，使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因此他所说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他认为，只有当新的技术发明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能成为“创新”。

１．２创新与企业家的关系熊彼特指出：“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创新的承担者（主体）只能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发明者不一定是创新者，同样，资本家和股东也不同于企业家，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或技术发明者，如果不把他们的资本和技术用于生产方式的新组合，没有创新行为，那他们就不能成为企业家。

１．３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熊彼特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都是以创新为核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他从经济运动的内部去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深厚基础和本质动因，强调创新活动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他将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进行了实证性的动态考察。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其本质特征就是运动和发展，是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是“创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企业蓬勃发展，一批批老企业被淘汰，一批批新企业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再加上“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发展周期的升降、起伏和波动。

熊彼特有关创新问题的论述为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奠定了至关重要的一块基石。

２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由于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熊彼特的学说具有社会５６・科技与经济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１期第２１卷／总第１２１期主义倾向，同时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创新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冷遇，未能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２０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简单地加以解释。

由此，西方经济学理论界重新对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进行认识，开始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以发展。

目前，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已形成了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大理论学派。

２．１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建立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

这一流派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其一是分解技术创新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二是将技术创新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把技术创新视为同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一样的经济增长要素。

此学派以索洛（Ｓ．Ｃ．Ｓｏｌｏｗ）等人为代表，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技术与其他商品一样存在公共商品、创新收益的非独占性，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适当的政府干预将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的进行，并建立了著名的技术进步索洛模型，专门用于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１９５７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量增长函数》一文中，对美国１９０９－１９４９年间的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技术进步。

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带动作用［３］。

２．２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创新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熊彼特的影响，集中讨论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和创新的关系，创新与扩散，以及科技进步与经济结合的方式、途径、机制、影响因素等，有些学者把这些研究称之为“新熊彼特主义”。

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认为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主体，侧重研究企业的组织行为、市场结构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企业家创新和创新周期等模型［１］。

２．２．１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谁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更大———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这个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上争论的焦点之一，并对发达工业国家的技术创新政策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１９６５年，谢勒尔（Ｓｃｈｅｒｅｒ．Ｆ．）对１９５５年《幸福》５００家大企业的创新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专利发明（创新）并不与企业规模的增长成正比。

他的研究结果也得到了其他更大规模实证研究的支持。

实践表明，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均有上乘的表现，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或产业，因企业大小不同而自身具有的一些不同特点影响和约束着企业创新的绩效而己，从而客观上形成适合不同规模企业创新的领域与行业。

２．２．２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济学家阿罗（Ａｒｒｏｗ．ｋ．）、卡米恩（Ｋａｍｉｅｎ．Ｍ．）、施瓦茨（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Ｎ．）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类型。

阿罗在１９７０年发表的《经济福利和发明的资源配置》一文中，比较了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两种不同的市场结构对发明（创新）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完全竞争比完全垄断更有利于发明（创新），但两种市场结构都低于社会期望的最优状态。

卜米恩、施瓦茨认为，最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的乃是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

因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推动力量；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物资条件，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因此难以引起较大的技术创新动机。

而在垄断统治的条件下，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出企业重大创新的活力。

所以，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既避免了上述两种极端市场结构的缺陷，又兼有二者之优点。

因此，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是最适宜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的选择。

张磊，王淼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综述科技与经济论坛５７２００７４第２２０１１６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８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２００８年２月１期第２１卷总第１２１期・２．３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对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进行制度分析，认为：“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以提高个人收益才会出现。

”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设计将扼制技术创新或阻碍创新效率的提高。

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促进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有：（１）规模经济性。

市场规模扩大，商品交易额增加，促进制度变革，降低经营管理成本，获取更多经济利益。

（２）技术经济性。

生产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企业规模扩大，促使人们去进行制度创新，以获取新的潜在经济利益。

（３）预期收益刚性。

社会集团力量为防止自己预期收益的下降而采取的制度变革措施。

例如在通货膨胀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工资、利息等固定收入者就要求实行收入指数化制度，以保障自己的实际收入不因通货膨胀而下降或不至于下降得过快过多［４］。

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进一步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１）形成“第一行动集团”阶段。

所谓“第一行动集团”是指那些能预见到潜在市场经济利益，并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能获得这种潜在利益的人。

他们是制度创新的决策者、首创者和推动人，他们中至少有一个成员是熊彼特所说的那种敢于冒风险的，有锐敏观察力和组织能力的从事全新的“企业家”。

（２）“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方案的阶段。

先提出制度创新方案，再进入下一阶段的创新活动。

（３）“第一行动集团”对已提出的各种创新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的阶段。

方案的比较和选择，必须符合能获得最大利益之经济原则。

（４）形成“第二行动集团”阶段。

所谓“第二行动集团”是指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经济利益的组织和个人。

这个集团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民间组织和个人。

（５）“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协作努力，实施制度创新并将制度创新变成现实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