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广西作家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的变迁

谈广西作家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的变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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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作家的地理分布

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它打破了传统的对文学在时间数轴上进行线性描述的历时性研究方式，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空间视角。其实，早在诗经时代，“地理”就已经成为描述和理解文学的要素之一，“十五国风”就是按地域区别进行分类收集整理的民歌，编者或许已经意识到了地域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某种微妙联系，此后，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与作家群体更是层出不穷。但作为文学研究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显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重“历史”而轻“地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有感于此，王恢认为，“读历史如忽略地理，便失去其中许多精彩的真实的意义。”显然，还原文学中那些失去的“精彩的真实的意义”，需要借助的可能正是文学地理学。

1986 年金克木先生提出了文艺的“地域学”研究构想，他说: “不妨设想这种地域学研究可能有的四个

方面: 一是分布，二是轨迹，三是定点，四是播散。还可以有其他研究。”不过以此为起点的后续研究并不多，2006 年，在梅新林教授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之后，文学的空间研究才逐渐成为“显学”。梅新林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一文中将“文学地理”分为作家的籍贯地理、活动地理、作品描写的地理和传播地理四个层序，与金克木先生的设想异曲同工、互为映照。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广西作家的籍贯，了解广西作家的地理分布状况，厘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广西作家文学的发展脉络，为解读和理解广西文学提供一定的参考，并力求还原某些“隐匿”的事实。

众所周知，广西不仅地处边陲，而且民族众多，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里，各民族形成了既独具特色，又交流融合的民族文化，而在这些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中间，又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不过，广西作家文学却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气候，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唐代上林县韦敬办的《大宅颂》系有籍可考的广西作家文学之始。广西作家文学成熟晚，而且作家人数不多，不过这依然涉及到作家身份的认定问题，即什么样的作家可以纳入统计? 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和区域究竟有多少写作者可以被认定为作家，往往人言言殊。但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分析作家个

人成就之高低，而是企图通过作家人数的统计来了解他们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而研究这种分布对于广西文学格局的影响。所以，我们选择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写的《广西通志·文学艺术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8 月出版) 作为统计对象的来源。该书在第四章“作家队伍”中共列举了历代有成就的作家203 人( 不包括古代羁旅广西的作家) ，其中外省“加入”广西的作家24 人( 因为梁宗岱、聂震宁等在广西长大，因此本文也将他们视为广西作家)。

广西作家文学的“起点”甚晚，唐宋元明4 个朝代作家不仅数量十分有限( 元代甚至没有选入作家) ，而且呈零星分布的状态; 清代作家数量开始剧增并形成了以桂林为中心的作家群体，同时南宁的文学开始壮大。在古代，桂林是广西文学的重心，进入现当代之后，广西文学出现了多极发展的趋势，除桂林外，南宁的文学地位逐渐得到了提高，玉林和河池两地的文学则异军突起。

二、汉语文学的影响与桂林文学中心的形成

广西古属百越之地，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便开始纳入中央的版图。然而，直到唐代才成为独立的政区，宋代才开始建省，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广西是一片被“遗忘”的土地，中央虽然在这里建立了行政

机构，却长期推行羁縻制、土司制，“以蛮制蛮”，广西文学被“禁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里，不能和外界形成有效的文化交流，同时又因为广西主要的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系统，他们可以“说出”，但却无法“写下”，因此民间文学未能孕育出自足的、民族的作家文学。

要完成从“说出”到“写下”的转换，唯一的途径便是借助汉字，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因为与汉字的“相遇”，广西作家文学才得以诞生。限于特殊的文化语境，我们很难考证广西作家与汉字“相遇”时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也很难体会只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给写作者带来的痛苦。韦敬办在《大宅颂》中加入古壮字来表情达意的做法或许正是缘于写作上的这种“酸涩”之感，即使千年之后，作家们面临此情此景时依然感慨万千，著名壮族诗人韦其麟就将这种写作状态称之为“翻译”式的写法，而仫佬族小说家鬼子则这样描述他对汉语的渴望，“我几乎很难表达，从小到大我是如何靠近和梦想掌握汉语的，回想起来，就仿佛一个远古时代的草民，艰难地渴望得到一把收割的镰刀。”对于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汉字似乎又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表达的愉悦的同时，也带来了“字”不达“意”的痛苦。1957 年11 月，国务

院讨论通过了《壮文方案》，壮族因此有了与自己语言相一致的文字，但这一套“生造”的文字却并没有全面进入作家的写作系统，也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虽然有研究表明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书面文学的出现，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界线却日益明显，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样式( 诗词) 其生产方式与传播途径都限于精英阶层，显然，很难指望他们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作为作家文学创作的精神旨归。隋唐以来，晋身精英阶层的普遍路径是参加科举考试，通过对广西古代作家“学历”的考察，或许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汉语文学对广西古代作家群体的影响。在《广西通志·文学艺术志》所列举的77名古代作家中，唐五代7 人中有进士5 名，翁宏、王元不可考; 宋代3 人中有进士2 名，契嵩系高僧; 明代6 人中有进士4 名，举人2 名; 清代61 人中有进士19 名，举人24 名，秀才2 名，贡生、监生、廪生等7 名，不可考及其他9 名。广西古代留名后世的作家基本上都参加过科举，而且大多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并不是所有参加科考的人最后都成了作家，但成为作家的人大多参加了科考，所以看起来似乎是科举“成全”了文学。唐、宋、明、清四代，广西在全国文科科举考试中进士的比例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