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_现实中的_荆生_兼谈五四新文化运动

【“荆生”是谁】

徐树铮虽是民国初期北洋军阀中皖系的骨干，但毕竟不是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一类头面人物，知名度不算很高。我对此人却一直有些兴趣，首要原因，是此人与“五四”时期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有些关系。

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人士以《新青年》、《新潮》为主要阵地，将新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也就遭致保守、顽旧势力的憎恨和反对，而林纾（琴南）则是这一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大概是“忍无可忍”，接连做了几个动作：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以影射的笔法攻击陈独秀、胡适等北大新文化人士；又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以论述的语言，对新文化人士和新文化运动尽情诋毁、谩骂。

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必定要说到林纾的《致蔡鹤卿太史书》和蔡元培的《复林琴南书》，对二人的基本观点，也总会有最低限度的介绍。这当然很是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这确实是极重要的事件。但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编撰者却往往三言两语、略略提及，并不对其内容作多少介绍。而有些文学史著作，对这两篇小说干脆连提都不提。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概普遍认为林纾的这两篇拙劣的文言小说，并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而美国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周策纵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在那本也堪称“学术名著”的《五四运动史》中，周策纵对林致蔡的信和蔡复林的信，都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在摘录各自基本观点时，汉译本中都有数千字的篇幅。不仅如此，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这两篇小说，

徐树铮：现实中的“荆生”？

——兼谈五四新文化运动

□ 王彬彬

周策纵也非常重视。对《妖梦》的基本观点，介绍得很详细。至于《荆生》，周策纵则摘录原文近千字，几乎是全文引用了。坦率地说，当我初次读到这里时，始而惊讶，继而叹服。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五四运动”进行总体性研究的书。周策纵面对的问题比单纯的“五四”文学或“五四”文化研究者要多得多，他要处理的资料自然也远为庞杂多样，但却如此重视林纾这两篇文言小说，不能不让我惊讶。惊讶之余叹服，因为这两篇文言小说，比那些论说性文章，更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林纾这一类保守、顽旧人物对新文化运动是如何的切齿痛恨。读林纾这两篇小说，我们实实在在地认识到：在1919年春季，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月四日事件发生的前夕，文化上的保守、顽旧派，对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士，对这一批思想启蒙者，真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程度。这当然同时让我们明白，这时期，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处境，其实是颇有些凶险的。

《荆生》发表于1919年2月17、18日的《新申报》。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尤其是他的这篇《荆生》，与本文要说的徐树铮大有关系。《荆生》中首先出场的是“主人公”“荆生”：“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简”者，“锏”也，是一种兵器。林纾告诉读者：这位“荆生”文武双全。虽是“薄游”，但仍随身带着一竹箱书和一具铜锏。接着是另三人出场：“时于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发表文言小说《荆

生》，影射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小说的主人公“荆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个迷恋旧文化、手握重权的军阀政客徐树铮。小说是在暗指？是在求援？

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从小说发表始，直到今天，人们都认为田、金、狄三人，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似乎未见异议。周策纵对此作了说明：“田其美是指陈独秀。根据中国古史，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二字意义相近。田其美一名大概也是摹仿民初革命党人陈其美的名字。金心异影射钱玄同。‘金’与‘钱’同义，而‘异’与‘同’则为相反词。‘胡’与‘狄’都可指野蛮民族。以‘莫’代‘适’是据《论语》《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或《左传》昭公三十年：‘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惠。’”（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版，第90、91页注释部分）田、金、狄三人坐定后，把酒纵谈，诋毁孝道、“力掊孔子”。谈兴方浓，“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俱碎。”继而“一伟丈夫”从破壁跳至三人面前，戟指怒斥。“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于是，三人“鼠窜下山”，而“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俯视，作狞笑也”。

林纾让田、金、狄三人被这“伟丈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伟丈夫”骂之不足，动起了手足，三个文弱书生，当然只能“屁滚尿流”。小说一发表，人们在意识到田、金、狄分别影射陈、钱、胡的同时，也意识到这“荆生”是暗指其时的皖系军阀徐树铮。“荆生”实指徐树铮，此点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等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谈及。周策纵也认可这一说法。在《五四运动史》中，论及《荆生》、《妖梦》时，周说：“虽然林纾本人并不完全同意军阀政府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向军阀求援，要他们干涉北大行政，尤其是隐含着徐树铮，因为他是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物，又是极崇拜林纾的人。”

然而，近年却有人作文为林纾叫屈，认为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是厚诬了林纾,甚至强调新文化人士在“荆生”与徐树铮之间划等号，是一种“运动之术”。换言之,新文化人士其实也并不相信林纾是按照徐树铮的形象在塑造荆生，他们之所以要说“荆生”实指徐树铮，不过是一种斗争策略，是陷林纾于不义的一种手段。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应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中

国学者陆建德则步樽本之后尘，也热衷于为林纾翻案。陆建德发表于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的《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表达的就是与樽本照雄同样的观点。

但这样来谈论这一问题，我以为是有些不妥的。

【徐树铮凌驾于总统、总理之上？】

林纾是否有意识地以“荆生”暗指徐树铮，是一回事；新文化人士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从“荆生”形象认出了徐树铮，又是一回事。我以为，即便林纾主观上并没有以“荆生”暗指徐树铮之意，新文化人士也有足够的理由，从“荆生”想到徐树铮。说新文化人士将“荆生”认作徐树铮是一种“运动之术”，那才真是厚诬了新文化人士。

在那时期的北洋军阀中，徐树铮的确算得上一个独特之人。

1880年11月11日，徐树铮出生于江苏省萧县（1955年，萧县划归安徽）。徐树铮字又铮，又曾自号则林。“徐则林”显然是表示要效法“林则徐”。徐父是个乡村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徐树铮因此从小受到较好的旧式教育。庚子事变后，徐投身军旅，与段祺瑞相遇而深受段之赏识。1905年至1910年，徐树铮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从日本回国后，又回到段祺瑞麾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宣布退位后，袁世凯继孙文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则先后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军马司司长，兼管总务厅事。1914年，徐树铮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段祺瑞自遇徐后，便对徐极为倚重和宠信。曾在北洋政府中枢担任要职的张国淦，在回忆文章《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中说：“段一生事业，固由徐助其成，亦实败于徐一人之手，此公论也……民元段任陆长，徐管理总务厅事，一切公牍批阅指示，即由徐代为主持。及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国务院，段保徐为秘书长，袁不允，段怫然大不悦，对袁个人之不肯尽力帮助，此其原因之一。黎元洪继任，段仍保徐为院秘书长，黎亦不同意，经中间竭力疏通，始勉允任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在北洋时期活跃着的军阀和政客中，徐树铮有两点颇异于他人:一是很有文才，传统文化的修养很不错。张国淦在上面所说的回忆文章中，也说徐树铮遇段祺瑞后，“段赏其才气纵横，始加重视”。这里的“才气”，首先指“文才”。张国淦又说：“徐之为人，非久甘寂寞者，其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