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觉思想与东亚佛教传统现代性症候

本觉思想与东亚佛教传统现代性症候

——基于多重视域的观念史考察

在20世纪东亚佛教思想史背景中，“本觉”观念面对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时，存在三种反应模式：（1）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中国近代“人间佛教”致力于“本觉重建”，充分调动“本觉”思维和现代性兼容的成分，其和西方思想的对话主要在“本觉”观念的“表意层”展开①；（2）铃木禅学（包括“京都学派”）的“本觉批判”模式将东西文化纳入一系列对立的程序中，以“本觉”的超越性去批评西方现代思想的知性传统，这种批判明显地立足于“本觉”观念的“结构层”而展开，体现出“超现代性”叙事策略；（3）“批判佛教”致力于对东亚“本觉”思想进行“政治批判”，他们的“本觉解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批评”，是面向本觉“功能层”进行的观念解构。可以看出，现代性视野中“本觉”的三层域在20世纪分离出的三种因应模式，酿就了三种现代性症候。它们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均存在相互冲突之处。笔者认为，在面对“本觉”和“现代性”的复杂关系时，如果能仔细分析这三个层域、模式和症候，或许可以厘清各种冲突解释类型的多重逻辑关系，而超越单向的辩护和抨击立场。

一、导言

我们知道，“本觉”的经典定义来自《大乘起信论》（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以“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为基础的“本觉”思想它虽在不同的佛学系统②中呈现诸多理论面向，但作为洛夫乔伊(A.O.Lovejoy)所说的单元观念，其思想的定在性从未消减，而是一直隐伏在自《佛性论》、《起信论》等疑伪经论以来的中国佛学传统的思想脉络中，并且超越民族和语言的藩篱，成为中国化佛教或东亚佛学传统的哲学内核、主要理念、思想的“含蓄设定”和“总体世界观”。据我的理解，“本觉”逻辑涵盖了三个回环共生式的内在辖域——“本觉”、“不觉”和“始觉”。在其中，“本觉”是人先验的内在“理体”，同时也是现象（“万法”）的超越的根源和绝对本质；“不觉”现象（“万法”）是“本觉”的“体”之“用”（分殊/显现），它从“本觉”那里取得自身合法性之证明，又以回归“本觉”为意义设定；“始觉”则是立足于“不觉”，以“本觉”为旨归的证悟之实践，在东亚佛教语境中，“始觉”是和“顿悟”、“返本还源”的工夫论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出，佛教“本觉”逻辑模态的基本特点是促使思维和存在的消融，本体论、现象论、工夫论的绝对合一。

①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人间佛教的不同理论家对“本觉”立场持论不同，如印顺并不以本觉的“真常唯心”和圆融立场为究竟说，而提倡“空宗中观学”，以此展开人间佛教的理论构建。而本文主要以太虚作为人间佛教的典范而加以说明。

②如中日“本觉”思想存在某些差异。日本佛教更注重从民族国家角度阐释本觉，含具更多的政治伦理内涵。日本本觉思想的系统研究，见Jacqueline I.Stone,Origin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Japanese

但我们须认识到，“本觉”是一个复杂的义理体系，在其中可以分离出三个思想层面。首先是表意层，它是直接显明在文本表面的思想，也即它在经典（经典诠释）和文本参较中所呈现的内容；其次是结构层，它揭示了“本觉”内在包含的对立和冲突结构关系，例如理事关系、真俗关系、一多关系等。更重要的是，上述诸二元关系构架可以延展至其他思想文化体系，例如铃木禅对世界文化的理解等方面。按照比较语言学的观点，这些诸关系是按照“二元对立”模式推进的；最后是功能层，它主要从“话语行动”（speech-act）角度对本觉思想的“行事”内涵加以界定，例如“本觉”和意识形态及话语权力的联系。从“功能”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本觉”暧昧的性格——其内向的主体性可促成理性的自我觉解，而其自我证明的“同一性”哲学则易导致对社会政治人生状态无条件承认。

在现代的理性之光谱中，“传统”总是“非处境化”的。到了二十世纪，如何因应现代性的“入侵”，却是东亚民族绕不开的思想主题。作为东亚“总体世界观”的佛教“本觉”思想自然首先遭遇到西方现代性思维，它的“现代样式”也呈现出和西方思想的或隐或显的“对话”姿态。上述“本觉”思想三层域在“东西对话”中也呈现出相互冲突、彼此纠缠的姿态。这种复杂态势最显明地透露“本觉”观念的机理特征和现代性症候，也就是说，无论是“人间佛教”的“本觉重建”立场，还是铃木禅和京都学派的“本觉批判”立场，抑或“批判佛教”的“本觉解构”立场都受到“现代性”的渗透，从而呈现出棱镜折射下的现代性症候。

二、“本觉”的表意层：人间佛教的重建

就“人间佛教”的典范而言，笔者将把自己的分析焦点放在太虚大师。大师心仪“本觉”，固来自其宗教经验的亲证，如习《起信》、《楞严》，而观见“觉”而“不觉”的缘起相。进而，大师立足其亲证的“本觉”展开其教判，认为佛教各宗派从其思想根源上看，皆是立足于根本性“圆觉”而演绎的佛法论述：“各宗皆为佛法，皆可得根本而起后得，入于理量同时、性相不二之圆觉。”①如此，自我亲证的宗教经验再加上对经典佛教的整体化认识，为大师构建其“人间佛教”理论奠定了必要条件，并置中国近代佛教的前途于“本觉”的“圆光”之下。

太虚的“重建本觉”明显地采用了“非处境化”（discontextual）的话语策略。他将“本觉”分离出传统的历史文化脉络，将“经典重读”和对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解读”对勘，促使二者进行对话，并努力达到“视界融合”，这种方法带有强烈的“经典诠释学”色彩。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奠基于自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佛学阐释惯习的，这种“调适”的理路是将佛家的义理精华通过现代知识论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使它进入现时代人们的生活意识和认识过程，直至成为当下社会的本质内容。而佛教的进入现时代，却又是和其他西方思想的交流和互动，按照大师的话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呼吸相通”和“文化大交通”的“全人类”时代，世界各地“人生一体”、“无我互成”。太虚认为人间佛教的目的是实现“法界圆明”的佛境，“我们应提倡善导人世，注重社会事业，改进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知识水平，使能即由国家富强人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