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睡后醒论》曾纪泽

曾纪泽

相传拿破仑曾把中国譬作“睡狮”，说最好别去惊扰它。可是英国还是带头攻击这个老大帝国，而且得手了，于是法国、沙俄等西方列强，都竞相扑过来。结果呢?接连不断的边疆危机，似乎表明这头巨狮患了嗜睡病，只好任人宰割。但有位帝国大臣，却说不然，中国其实已被惊醒了，只是需要时间恢复体力，你看李鸿章不是为了“自强”，正在组建海军吗?他甚至已在安慰西方，说是中国图强，只为自守，决无浸伐他国的意愿。这个人就是曾纪泽。他曾长期出使英法，并以赴俄通过谈判收回伊犁而声誉鹊起，因而他于一八八七年用英文发表的这篇论文，引起广泛注意，被认为是代表帝国官方的外交政策声明。当然，作为洋务运动的少壮派人物，他的凋门未免太乐观了。经过清法、清日两场战争，证明单靠吸纳西方技术，是振兴不了积弱的帝国的。于是本文就免不了遭受《新政真诠》作者何启、胡礼垣的批判。

曾纪泽(一八三九——一八九O)，字劫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子，袭封侯爵。光绪五年(一

八七八)为清廷派充出使英法大臣，一八八O年以钦差大臣赴俄，谈判改订伊犁条约。在英期间曾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光绪十二年回京，历官海军衙门帮办。康有为起初鼓吹变法，就希望他出面提倡。著作汇编为《曾惠敏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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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经营缔造，永骛战功，以期国柞之常存，此同然之势也。乃有时大展规为，不惜帑藏，致觇国势者，疑其元气虚耗，无可设施，惟有坐而待亡，古来富强之国，或一朝而灭，或寝衰而绍至倾颓，皆以此耳。

说者观此，遂谓国与人无异：人有幼年壮年老年，一息待尽之年，国亦有之。欧洲人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盖彼见中国古所疏凿之洪流巨川四通八达者，今多涅塞；昔所传金石土木之工坚致钜丽，今日只存遗迹，剥落损坏，无

复完美，且作法多有失传者。中国古昔之盛，与近今之衰，判若霄壤，遂疑中国精力业已消铄殆尽，将近末造，难支他国争胜之势。道光十九年，有英国著名之使臣，深知中国之时事及古今之典籍，一时未能或之先者，其言以为：“中国虽疆宇广阔，外无异国蚕食，内无土寇鸱张，然其中实有溃败决裂之象，不过略迟而已。予或不应出此言，不妨姑存其说。”其意见如是，而彼时意见相同者，不乏其人。大抵欧洲皆以道光末年为中国危险之时，苟易新君新政，略有缺失，即恐灾害并至，纵使幸而无事，终多变故之迭生。然使国家兴必有废，果系天运之循环，一成而不可挽，余只好为积衰之诸国怅然长叹，无复望耳。所幸者，此并非一成之局，其言谬也!如谓中国有似年老者奄奄待尽，则观近时大势，其谬益见。有谓中国或仅错走其路，抑或其数百年近走之路习惯而素所深喜者，竟误认为固可引至于诸大国所造之胜境，致有此凋敝之形。盖其因由虽在此在彼攸异，而流弊则一。此说亦非。

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酣入梦耳。然其存心如

此，亦不足怪，何则?盖预有使之然者在也。即如职贡诸远邦，常遣使臣，进其方物；诸边藩属，文教均不如中国之懿美，时生倾慕；遂使中国日有侈心，自以为金瓯永固，固无待舍旧而谋新。兼之其他强大之国，远隔重洋，相去辽阔，彼中兴亡得失、和战攻守，漠然不知，以致中国绝无留意于海外诸国之事者。

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向者中国固有海盗暨日本寇舶，扰及闽粤江浙海滨，然次数不多，为忧尚小。乃道光年间所来之英人，视彼尤为精悍，我君臣始多惊悸。其人随至何处，决欲久居。初时犹服约束，所务者不过将奇异之货，引诱我民，与之市易。不料至二十年，中英来往，时尚未久，竞至龃龉失和。英兵骚扰我边疆，自显其不独善于通商，亦且勇于战阵。嗣于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和好，时则有南京之和约，除广东外，别开四处通商口岸。自此环卫中国不欲与他国来往之藩垣，开门户五，而西国盘踞中国之处亦五矣。

此事略己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

之全醒。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盖自庚申一炬，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假如作事颠倒，妄行妄为，已为常事，即使异常泼悍，亦不足怪。岂知深悟前失，改弦易辙，贤明亲藩，上章入告，永以和好为上策。中国先既失算，含忍优容，以为后图。今日舍此，殊无他法。再者，咸丰十年后，李爵相整顿中国军务，日有起色。今如他国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爵相之为功于中国，实非浅鲜。窃以中国能顺受其颠沛，而从中渐复其元气，如帆舟之航海，将狂风所损坏之物，悉从船面抛去，修整桅舵，以将杀之风，作为善风，乘之稳渡。若此之国，不可谓为将灭之国。或以圆明园及所藏之古玩名画珍宝，价值甚钜，失此而长一见识，似乎费大而得小。不知彼苟能教我如何整饬军制，如何坚固炮台，如何精利器械，致胜于前三倍，则所失者，不得谓之太贵。今此役果有以教我。盖中国每与西国用兵，虽自知其柔弱，亦兼知其物力之尚属有余，至末一次而知之

益深。是中国之见识，固与五年前大相悬殊也。

以上所言，是言中国之睡。今姑言其醒。有问中国有三万万人，如一时俱醒，而自负其力，其作事得无碍于中西之和局否?或记昔时之屡败，今骤得大力，得无侵伐他国否?余应之曰：决无其事!盖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嗣后亦决无借端挑衅、拓土域外之思。夫他国每欲夺人土地，夺之而不用，欲用而不能。若中国则不然。且中国本无人满之患，无须别寻新地，以为游民寄居。欧人谓其国人多于地，不能不觅新地以安置其人，非笃论也。或谓中国许多次已有亿万人为势所逼，而谋衣食于古巴、秘鲁、美国及英国属地。不知此种人非因乡里谋生之难，乃遭粤匪之乱，丧失故业，乏困所致。其实十八省内，原有无主失种之田亩，兵燹之处更多。兼之满洲、蒙古、新疆，均有宽阔荒地，向无农工开垦者。中国人丁虽兴旺，即安插之，而尚有余地。故中国所应为者，不在使民谋食于外国，乃设法将民分置于国内，至迁百姓诣该处垦荒，为富国之一上策，亦军防之一要务，而不能不行者。中国固非不知，故近日业经奏请奉行矣。此外中国一经设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