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
试述强势利益集团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组 织 之 间 联 合 起 来 ， 且 占有 大量 社 会 资 源 ， 维 护 自身 利 并 为
益 而 能够 对 政 府 政 策 的 制定 施 加 重 大 影 响 的 团体 。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深 入 和 社 会 主义 现 代 化建 设 事 业 的 推 进 都 给 各 种 强 势 利 益集 团 参 与 公 共 政 策 制 定 提 供 了 背 景 条
摘 要 ： 当代 中国 ， 革 开 放 的 深 入 和 社 会 转 型 的 加 速 都 不 可避 免 地 促 进 了众 多强 势 利 益 集 团 的 产 生 ， 对 我 国公 共 在 改 其
政 策 的制 定 产 生 着 Ｅ益 重 要 的 影 响 。 因此 公 共 政 策 的 制 定 需透 明化 、 ｌ 程序 化 、 主化 、 制化 。 民 法
锦 涛 总 书 记 在 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周 年 纪 念 大 会 上 说 ：只 要 我 们 “
不 动 摇 、 懈 怠 、 折 腾 ， 定 不 移 地 推 进 改 革 开 放 ， 定 不 不 不 坚 坚
移 地 走 中 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就 一 定 能 够 胜 利 实 现 这 一 宏 伟 蓝 图 和奋 斗 目标 。”１ ＿ “ ” 既是 对 全 党 的 告 诫 ， （ 一个 不 字 １ 这 也 是 向强 势 利 益 集 团敲 响 了 警 钟— — 政 府 将 会 更 加 关 心 社 会 弱 势 群体 ， 平 正义 应 当成 为 社 会 的核 心 价 值 。因此 在 现 公 阶 段 ．研 究 强 势 利 益 集 团 与 我 国公 共 政 策 的制 定 将 对 消 解 社 会 矛 盾 、 进 社 会 和谐 、 障社 会 公 平 具 有 重要 意 义 。 促 保
重温南方谈话
重温“南方谈话”，为当下改革提供镜鉴稿源:南方都市报摘要：20年前，在中国的南方，一个伟人重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
从此，中国改革再度出发，以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的增长速度，创造了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20年前，在中国的南方，一个伟人重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
从此，中国改革再度出发，以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的增长速度，创造了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回顾当年情境，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
围绕改革的性质、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目标等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改革事业因此蒙上阴影。
在这样一个时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巨大影响力固然缘于其积淀的权威，但斯人而有斯言，却仰赖个人的胆识、智慧和敏锐的历史自觉意识。
南方谈话，改革之幸，更是中国之幸！20年了，中国和世界一样，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有两个指标颇能说明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一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消息，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比重达5 1.27%.第一个数据说明，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解决温饱已不是当前中国人最重要的任务，第二个数据昭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已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市民社会。
这样深刻的变化无疑拜南方谈话之赐，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业绩。
但任何一种变化又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当下民众的诉求已经大大超越生存需求这样的初级阶段。
如何面对和适应这种诉求，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呈现：既是对一个伟人的缅怀，更是为了从中吸取资源，解决现实的问题。
首先，邓小平启动改革的经验可以为今天的改革提供镜鉴。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充分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类似的“证明”可以不断罗列下去，而一个最重要的“证明”则应该是，证明了民众发展自己的迫切愿望和潜伏的惊人能量。
邓小平于南方谈话中对民众的这种愿望和能量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问题(之一)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问题(之一)导言：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发生重大历史变革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
重大社会变革的背后，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激烈争斗。
对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由中国共产党自觉自主进行的、以经济改革为主导的整个社会大变革，则是人类社会演进史中一段非常特殊的历程，特殊就特殊在这是既得利益集团发动的旨在从根本上保护自己而又不得不针对自己进行的改革，这一漫长的改革实在是非常艰难、痛苦，却又成就“非凡”。
那么，到底如何观察和认识不同利益集团在中国改革大潮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呢？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GEDA）财经分析师、记者郭哲日前特别约请到了著名专家毛寿龙教授，并与之就此问题进行了访谈。
（毛寿龙教授简介：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 GEDA：毛教授，关于利益集团这个话题，现在人们谈论的是比较多了。
最早研究利益集团的应该是美国，早在十八世纪，美国的一些政治学家就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利益集团，并开始研究这些利益集团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
但到底什么是利益集团？他们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现在人们也还是有很大分歧。
被称为研究利益集团“第一个最重要的美国理论家”的詹姆斯·麦迪逊对利益集团作出了这样的论述：为某种共同的利益的冲动所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些公民，把他们的利益建立在损害公民的权利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
您是否同意他的这种观点？毛寿龙：我并不怎么赞同这个观点，它有很强的倾向性，把利益集团完全定义为损人利己的。
应当认识到，维权型的利益集团、维护公共利益型的利益集团和瓜分型的利益集团是不一样的，这与产权有关系，与政治经济状态有关系。
2021年当今中国势力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欧阳光明*创编 2021.03.07
当今中国势力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欧阳光明（2021.03.07）
当今一个词流行，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那么，究竟谁是当今中国最大、最具有破坏性、损害人数最多的中下层百姓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所谓国有企业，而是一个在30年改革过程中具有原罪性地形成的新生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是当今中国势力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的主要构成包括：（1）一部分欲改旗换帜的新官僚势力、特别是腐败官僚势力（高级特权公务员阶层）、（2）改革新贵集团——这是一个新生的、世袭的、垄断资源的暴发豪门世族，一个富可敌国、奢侈无比的暴发户集团；（3）被外国金融资本雇佣为其服务的洋务买办集团；（4）外资（独眼势力）控制下的网络新媒体集团；这四大势力是所谓“改革红利”的主要攫取者，是将大量财富资产外移的主要集团，也是中国当今势力最大、最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
就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使得中国当今贫富悬殊、社会分裂而对立，阶级矛盾濒临爆炸性的边缘。
*欧阳光明*创编 2021.03.07。
利益集团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种制度变迁 。 经济转轨 的方式（ 或称路径选择 ） 有两种 ： 一种是渐进的
转轨方式 ； 另一种是激进 的转轨方式（ 休克疗法 ） 。渐进的转 轨方式 ， 经济转轨采取稳健 的、 的分 阶段的过渡方式 ， 是 逐步
即“ 摸着石 头过河 ”采用这种方式 的最大好处是使人们逐步 。 承担改革 的社会代价 ， 避免“ 爆炸式” 成本分摊方式而引发社 会 冲突 ， 以用一部分改革利益给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 以补 可
维普资讯
湖北 社 会 科 学 ２ ０ ０ ８年 第６期
经 济论 坛
利益集团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贺 文 华
（ 邵阳学 院 经济与管理系 ， 湖南 邵 阳 ４２０ ） ２ ００
摘要 ： 改革 的本 质是利 益 的再分 配 ， 导 致各 个利 益 集 团之 间以及各 利益 集 团与政 府之 间 为 了利 益的 这将 占有和成 本 的分摊 而进行博 弈 ， 利益 占有量 的 大小将 会与 利益 集 团的 力量成 一定 的对 应 关 系， 利益 集 团为 了 保 持其既得 利益 而进行 的博 弈 ， 增加 改革的摩擦 成本 ， 弱势群 体 的成 本 负担 。 将 增加 因而在 改革过程 中应尽 量
制 度 变 迁 理 论 综 述
程度上可 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 容 纳生产力发展之 日，也 即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要 被砸 毁之 时。 马克思认为资本 主义 只是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 中的一个阶 段， 它必然会 被更高级 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古典经济学 家认 为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能够达到 自我 均 衡 ， 给能够 自动创造需求 ， 供 市场总是 处于出清状态 ， 既不会
产力的发展， 但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局
利益集团可能引发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析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利益集团可能引发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析赵向文(中共大同市委党校,山西大同037010) 提要:由于利益集团内在的利益冲动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通过对政府施加影响实现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甚至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有可能“俘获”政府,使政府决策具有明显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导向和偏向。
在分析其对实际影响趋势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将面临着一个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制衡与再发展的问题。
关键词:利益集团;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俘获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09)02-12-03 收稿日期:2008-10-25作者简介:赵向文(1978-),男,中共大同市委党校讲师。
一 利益集团可能引发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相对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而言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它以国家为制度变迁主体,包括各种的可以影响政策决策、制定、实施的集团和组织,它靠国家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虽然在理论上,政府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人理解的,但是我们发现,利益集团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的影响力可以说无处不在。
诺斯等人专门研究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
他们认为,从静态上看,制度演进的方向是由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决定的;从动态上看,制度演进的方向与一个社会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密切相关。
强势集团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制度演进的方向,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国家政权融合在一起,使本集团的利益能获得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官僚本身也是“经济人”,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对任命他们的政治家或者支持他们的选民、利益集团负责。
中国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中国改革的方向与路径摘要：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中国的改革，选择的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的改革路径。
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需要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
政府应该从政治、经济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推进改革的发展。
促进我国走向更好的明天。
关键字：改革方向路径中国一、中国改革的现状与阻力我们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全球经济正经历一次深刻的转变。
从工业革命开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而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却严重滞后，不只中国如此，甚至美国等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
制度主要包括三块：一块是支撑市场秩序的制度，也就是产权的基础设施；一块是支撑社会秩序的制度，也就是政治的基础设施；一块是支持生态秩序的制度。
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制度形式，支撑着市场、社会、生态等所有制度和秩序。
现在，这三个领域的制度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全球范围都是如此。
我们遇到了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利益分配的挑战。
在市场分工和市场规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就业和利益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这给一些人带来了机会，而另一些人则失去了一些机会。
二是可持续性的挑战。
当欧美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没有遇到资源有限的问题。
而现在，可持续问题对我们的制度造成了重大挑战。
三是效率的挑战。
中国的水、电、油等一些资源很便宜，这其中就存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四是稳定性的挑战。
国家间的人均GDP差距在缩小。
缩小的过程可能很平稳，也可能非常动荡。
就中国来说，我们面对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现在我们增长得快，但以后增速可能降下来。
中国很多方面的制度都还不完善。
例如在市场秩序方面，我们的制度还缺少一些基本功能。
一个市场要运作，需要有四大功能：一是界定产权，而我们的土地产权不是很清楚。
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在哪
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在哪？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3月14日中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记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这是温家宝担任总理以来，第十次在两会闭幕之后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
3个多小时谈话，内容涉及诸多被大家关注的热点议题。
特别是谈到改革，温总理透出了一种坚定与果敢的神态，让人感到热血沸腾，任何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感到一种少有的惬意和欣慰。
从温家宝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改革非常紧迫，改革也是阻力重重。
那么，现在改革的阻力究竟在哪里呢？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邓小平时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在干扰，他们不希望中国出现新的改革，更不允许推出新的改革举措。
改革进行到今天这一步，所面临的困难已是今非昔比。
原先是经济体制改革，一部分群体在经改过程中先富起来，数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掌控着相当一部分财富和资源，还有一定的权力，他们不希望改革，因为改革会触犯他们的利益。
这意味着改革的共识趋向薄弱，改革的阻力较之当年已经更大。
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形成，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足。
对于中国改革人物或上层领导集团，能够主动发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也大打折扣。
中国的社会现状是，利益集团掌控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普通老百姓受制于利益集团。
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社会经济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社会财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如果依照他们的改革思路，那一定是背弃人民意志，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腐败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共赢的局面。
利益集团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各种手段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影响立法的进程。
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无能为力。
最新-高考政治 改革要有过小日子的大勇气命题素材 精品
改革要有过小日子的大勇气谈改革者，无论有什么样的伟大目标，无论有什么样的不可推却的原则，无论当下有什么样的不得不去做的实际事情，认清这种过日子的心态，知道无论在什么生活条件下和社会大环境中，中国普通人都要过日子、过好日子、过小康日子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陈宁远今年差不多是新世纪以来，全国上下集中谈改革最为热闹的一年，这大约是有不少恰好的由头促使的缘故。
比如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年，又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还有就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在即等等。
在这些大纪念和大事件面前，不谈中国的改革，真可能是不过瘾的，对那些精英之极、喜欢为中国的未来指明道路的人士来讲，恐怕尤其如此。
虽然如此热闹，虽然都意识到了必须改革和形成改革共识的艰难，说实话，能搞清楚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何谓改革的人，未必像顺口就谈改革的人那么多。
一谈改革就是政治体制、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开这样的口头支票，未必能取得必须改革的共识，更遑论如何改革、改革如何进行下去了。
必须改革。
在好多热闹之中，貌似持论中允的人会说：这已是结论，而如何改革涉及实际的操作，需要面对复杂环境；理论是容易的，实务却要有可操作的方案，要面对利益纠结。
这难道还需要怀疑吗？总之，喊改革易，如何改革难，这大概是没有改革共识的情况下唯一容易形成的共识了！前者——必须继续改革的共识，常常让很多分析者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们认为，那时的改革共识，不说是万众齐心，倒也容易有共鸣。
比之现在局面错综复杂、既得利益集团似已成改革最大阻力的情形，我们似乎十分缺乏那时的改革气氛。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现在进一步改革的难度，要比八十年代大吗？八十年代真的就在记忆之中，在二三十年间变成了我们美好的过去？未必尽然。
八十年代取得改革共识未必比现在轻松。
八十年代的整个十年，改革者和不改革者的激烈斗争，纠缠往复。
我是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和参加工作的，我周围的人中，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知道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的人，少之又少。
聚焦“既得利益集团”——深化改革要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
当前 改 革 面 临 的 困难 和 阻 力 ，与 改 革 已进
人 攻坚 阶段 分不 开 。很 长一 段 时间 内 ，我们 一直
会 ”期 间 国家统 计 局 的数 字 ，中 国最 富 的１ ％ ０ 人
口和最 穷 的 １ ％人 口 ，收人 相差 ２ 倍 。我 国 已变 ０ ３
面 ，就是 改革 中暂 时 回避或 搁置 的一 些 矛盾 ，或
是 来 自某 些社 会 强势 群体 ，或称 为 既得 利益 集 团
的或 明或 暗的反 对 和阻挠 。
中国有没有既得利益集团
有 人 说 ，仅 有 利 益 共 同性 ，而 没 有 稳 定 的 组 织形 态 和架 构 ，称 为 “ 团 ”言之 过 重 ，我们 集 党 内更 不 可能允 许 形成 代 表既 得 利益 者 的政 治派 别 。而 有些 政 治学 家提 出 ，利 益集 团 就是 因 利益 而联 系 在一 起 ，是 意识 到 这些 共 同利益 的人 的组
改革面 对 “ 最难 啃 的硬 骨 头 ”
都 是 骨头 ，而且 是最 难 啃 的硬 骨头 ” 。啃 骨头 有
风险 ，但 如 果不 啃掉 这 些骨 头 ，听任 问题 积 累 ， 将 来 的代 价更 大 。特 别 是 旧的 计划 体制 的利 益 分 配 格局 被 打破 ，新 的符合 社 会 主义 市场 经 济要 求 的分 配格 局 尚未 完善 ，一 部 分社 会 强势 群体 ，利 用 渐 进 式 改 革 发 展 的 不 配 套 、不 平 衡 和管 理 漏
９
者说 进 行 利 弊权 衡 时处 于 次 要 矛 盾 的 “ ”的 弊
一
面 ，会 逐 渐 积 累起 来 并 发 展 成 为 改 革 的 重 要
当代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现况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当代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现况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石枚鑫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利益集团呈现不均衡发展，并且在不断的分化、重组，利益集团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受利益分化多元化影响，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积极性较高，高度关注国家各项政策制定过程。
关键词：利益集团政策制定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变时期，中国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和发展。
经济的发展伴随这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革必然带来群体的分化与重组，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使社会群体的需求日益多元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组合形成了各类利益群体。
尤其是政治民主的发展，更进一步的促进了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发展。
原来整体性的利益结构逐步转化成为多元化的利益结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利益分化，具有特定利益诉求的团体聚集起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策制定。
利益集团的产生一方面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中国利益集团产生的原因（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利益集团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
市场经济的首要原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市场主体为追求更多的利益逐步认识到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于是开始逐渐的形成团体式合作，以应对潜在风险增强整体竞争，日益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利益的分化。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益差异，由此便造成了矛盾与对立，促使处于同一利益水平上的人们为追求共同利益而结成利益群体，以便运用群体的力量来实现利益。
利益群体形成后，为维护本集团利益更多参与到政治过程中，通过多元化手段影响政策制定进而影响利益分配。
因此，利益群体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政治的发展和改革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随着改革开放，政治改革和政府改革逐步推进，政府不再垄断社会利益分配，而是使社会资源能够充分流动，使社会群体公开自由竞争。
四大阻力阻碍中国改革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靠什么延续“中国奇迹”？如何加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采访中，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改革必须抢抓“窗口期”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今年已是87岁高龄的李灏老人，曾长期担任深圳市委书记。
谈及中国的未来，谈到如何实现“中国梦”，老人突然站起来，大手一挥，话语深沉而凝重：“必须走改革的路子，不改革没出路！”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出了新一轮改革方向，“改革之箭”已在弦上，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改革“窗口期”。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等人告诉记者，改革就是让更多的人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江苏省苏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天琦疾呼：“现在的关键是要主动改革，改革就是与危机赛跑！”江苏雨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祝义才、宁夏晟晏实业集团董事长杨斌等人谈及改革话题也是心潮难平：民企虽与国企同处市场，但在资源配置、市场竞争、金融支持等方面还有不少不公平的地方。
“不仅必须改，而且可以改。
”在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看来，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正是深化改革的“窗口期”。
外部倒逼催生了改革动力，内部物质、制度准备已然充分，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机遇。
改革须正视四大阻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改革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临的利益冲突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
受访者普遍认为，当前改革面临的阻力也不容忽视：——“负思潮”阻力。
一些极端社会思潮试图在意识形态层面影响改革方向。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犹如“精神鸦片”，如不加以应对，对改革大局不利。
——“伪改革”阻力。
当前中国改革最大的障碍是利益集团
中国足球中的特殊利益集团
• 联想到曾经足球改革，曾经有一个方案我 非常赞同，那就是南北分区。 原因很简单， 中国足球各地发展水平不一样，要想各地 足球事业均衡发展就是分区。这样有利于 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有利于更多的省份 参与进而，有利于更多的资本参与进来， 有利于中国足球整体的做大做强，而不至 于使一些足球落后的地区长期无法得到发 展。
• 从很多现实情况中，我们不能看出，分区制损害 的并不是中国足球，而是那些所谓特殊利益集团 的利益。中国足球利益集团实际上就是位于华北 和东北地区，据点而言就是山东北京和辽宁。很 简单华北和东北利益集团不可能从华东华南的分 区中获利，也同样不可能从华中和西部地区获益。 所以自然会积极反对，以所谓外行领导内行来进 行舆论上的谴责，最终让分区制胎死腹中。 • 中国足球问题绝对不是什么体制问题，什么时候 中国足球的特殊利益集团能够真正的被制约，中 国足球才真正有可能获得发展。
严格地说，在我国并不存在西方国家意 义上的利益集团。一是国家不允许出现 因某些利益的需要而结成这样或那样的 组织形态；二是国家更不允许公开雇用 公关公司、顾问和说客对政府进行游说 活动。
但是······
定义：就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 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 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同盟。 特点：1、垄断性：几个集团垄断一个行业， 左右市场价格。 2、排他性：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 要掠夺和伤害别人，特别是广大百姓利益。 3、狭隘性：过分强调自身利益，为 实现自身利益，不惜破坏公平、正义、和 谐。
当前中国改革最大的障碍是
要彻底抑制和防范 “特殊利益集团” 的特殊权利和特殊 利益，铲除这一阻 碍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谢 谢 ！
中国主流经济学十大精英
二○○六中国主流经济学十大精英１，高尚全（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拥有政治资源最雄厚的官僚学者，中国知识精英“公车上书”的组织者，西山会议的政治领袖。
其代表观点：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伟大的领导。
２，张维迎(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西方经济学的少壮派领袖，中国私有化理论的优秀代表。
其代表观点：私有化最优论，腐败次优论。
３，厉以宁厉以宁(北大教授、博导，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学界知行合一最优秀的学者，号称“厉股份”，其亲属组成的厉家军横扫中国股市，在其染指的一个接个国有企业的轰然倒塌中，形成了天下瞩目的家族资本。
国有企业“冰棍理论”的创始人。
其原话最能代表其观点：“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我要为富人说话，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即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４，樊纲（教授，研究员，博导，中国改革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几乎是一套人马）。
国有企业“靓女先嫁”理论的创始人。
把义和团妖魔化邪恶代名词的代表人物。
其代表观点：“两个就是”即，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
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差异。
激进式改革又称为“休克疗法”或“俄罗斯道路”，它是指在较短时间内按总体改革蓝图，推倒原有制度重新建立自由市场制度的改革，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就是选择了这种社会主义快速全民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渐进式改革又称“中国式道路”，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从而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种方式。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质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异同、优劣1、激进式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迅速，但是，这种迅速的改革方式，对社会的冲击很大，伤害了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的社会阻力比较大。
渐进式改革采取的是分阶段进行，逐步到位的改革模式，并不急于求成。
渐进式改革能够极大程度上保证大部分人的利益，避免了社会震荡和冲突，改革阻力比较小。
但是，缓慢的改革模式使得两种经济体制并存时间较长，容易导致腐败和混乱，并且，由于过于稳健的改革，中国丧失了很多发展的良机。
2、对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认识激进式改革崇尚完全自由的市场化竞争，主张削弱政府的作用实行贸易自由化和价格自由化。
“休克疗法”是以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这种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存在很大缺陷，只能产生短期效应。
渐进式改革认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很大的作用，应当进行宏观调控，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保护本国的产品，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和补贴，防止经济衰退，避免生产滑坡和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中国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更侧重于职能的转型，而不是被取消或弱化。
3、改革的步骤激进式改革首先进行的是价格的改革，他们认为建立市场关系首先要纠正价格体制，开放价格，加速市场竞争从而建立市场关系。
聚焦三中全会
短痛易久安——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摘要：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只有在对政策准确无误的解读后方可做出符合事宜、利益最大化的对策。
这要求我们关注新闻，关注国家政策的最新动态，做出正确解读和相应对策，更好适应社会。
关键词：改革；三中全会；经济；政策一、背景三中全会是指中国共产党某届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以这次全会为开端的。
我们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和开始起步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
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句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通常一中和二中全会主要集中在人事机构变动上。
而三中全会则是关注经济与改革，三中全会是看新一届中央的“真功夫”的关键点，重大政策一般在此时出台。
1978年，邓小平扭转乾坤，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决策；1984年，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1993年，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计划、财政和货币三位一体的调控；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朱镕基推动了农业和农村改革。
2003年，强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１。
今年三中全会的关键词就是改革。
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改革势在必行，不能再出错。
改革是需要智慧的，更需要勇气。
要突破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本身就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邓小平时期顶着巨大压力搞改革，没有经验可循，前途也是未知数，极有可能毁于一旦，只能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巨大的勇气。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患上了疲乏症？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患上了疲乏症？郑永年1.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动员型体制，这个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做什么都首先需要有一个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然后再去做动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目标。
2.在任何时候，既得利益的存在是常态。
3.在任何国家，中层官僚机构大都是和改革对立的。
4.官僚部门要追求部门利益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改革”的名义进行。
结果，改革越多，问题就越多。
5.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经演变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
6.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征。
7.为了批评而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
8.民众不相信政府知识分子，但又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因此只好选择相信偏激的公共知识分子。
改革没有了明确的大目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改革越来越迫切。
中国领导层提出了“改革就是红利”，就是要通过继续的改革求得可持续的发展。
不过，人们也发现，体制改革越来越困难了。
为什么需要改革但又改革不动？归根到底，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体制改革变得那么困难？只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可寻找下一步改革的路径。
对改革的困难，人们一般都指向中国的既得利益。
尽管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仍然需要人们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至少可以从高层、中层和社会底层三个层面来分析改革的难度。
在高层，改革出现困难主要有两大因素所致，即改革目标和权力运作。
改革的目标属于顶层设计。
几年来，顶层设计出现了大问题，主要指的是改革没有了明确的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动员型体制，这个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做什么都首先需要有一个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然后再去做动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进程。
1980年代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但经过了整整十多年，到中共十四大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目标。
这个大目标的确立，有效推动了十四大之后的各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包括内部的各项经济制度改革，例如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和国有企业和外部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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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
中国的“真问题”是什么？社会进步运动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中国正处于社
会转型时期，也可以说处于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之中，主要挑战就是社会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
强、弱两种利益集团形成的因果联系
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结构的分化，而基于计划经济之上的国家权力系统在未得到有力改革的条件下，必然会与市场形成形形色色的关系，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市场与权力的结盟形成一个强大的支配性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失利群体同时又必然是权力的疏离者，造就一个庞大的弱势利益群体。
基于市场和权力结盟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利益集团化，或曰“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
权力和市场结盟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封闭性的，这是因为，第一，一个人要进入权力阶层就离不开财富，同样一个人要迈入财富的门槛(比如大型国有企业)也离不开权力；第二，权力和市场的结盟还形成排他性垄断，即好处只能归强势利益集团，其他人不得或没有机会进入被垄断的产业。
这样，个人很难以自己的天赋或才干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生活在父辈所处的结构之中。
政治与商业的联盟是中国最值得警惕的现象，这种联盟的根源在于：第一，还是老生常谈的政府职能问题。
第二，“大部门制”的流产。
第三，作为权力与市场结合的产物，行政垄断反过来又会强化“政治—经济”一体化同盟。
上述三点意味着，中国必然会形成一个以行政垄断为主要形式的强势利益集团，而其副产品则是造就一个庞大的无组织化的弱势利益群体。
就权力和市场的关系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公司型利益集团和无组织利益群体。
作为强势利益集团的公司型利益集团
在中国，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或者至少起着利益集团的作用。
“行业”、“特定利益”和“官商关系”等关键词意味着，并不能把绝大多数公司归类为利益集团，能被视为利益集团的公司主要有两类：
一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公司，其他国家的很多行业垄断是一种自然垄断，并在国家的干预下实行反垄断。
但是在中国，行业垄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行政垄断，一些行业垄断公司的背后都有行政主管部门，因而是行政权力保护着垄断行业的垄断利益。
在这种条件下，垄断公司本身就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不需要以社团性利益集团即“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它们对政府的影响比“协会”更直接、更有效。
二是暴利行业的公司。
在中国，暴利行业特指房地产业和采矿业。
这些行业的产权多元化，既有国有也有私有。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离开权力的保护就难以运转，因而，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官商一体化的利益集团。
与垄断行业相比，暴利行业的利益集团在数量上更多，在形态上更隐蔽但却是公开的秘密，在影响政策的方式上合法与非法并存。
公司型利益集团中的某些国有垄断公司主要通过影响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部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一些国有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以维护其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
同时，有着特殊的官商关系的采矿和土地开发等行业的暴利公司则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能源短缺，以采煤业为代表的采矿业四处开花，煤炭安全生产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关键原因在于某些地方官员、尤其是县乡两级官员直接参与其中，结果变成了中央政府与官商同盟的博弈，中央政府疲于应付。
如果说煤炭生产中形成的官商同盟属于非法性质，而土地开发中形成的官商同盟既有合法行为，也有非法行为。
土地开发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来源。
高的预期收益和几乎等于零的成本付出，驱使个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结盟，导致住房价格居高不下。
典型的官商同盟的作业程序是：“地方政府土地项目立项——引入外来投资者——完成批地手续——胁迫投资者同意分肥，不就范就踢走
——引入新的关联代理人开发商——代理人开发住宅获利——官员以及特殊利
益群体分赃”。
作为弱势利益群体的无组织利益群体
著名利益集团研究者格雷厄姆·E·威尔逊认为，不仅要研究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而且还要关注那一些没有组织起来表达(主观的或客观的)利益需求的主体，为什么没有组成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这一问题对目前中国政治过程来说，相当重要。
对非组织化的潜在利益集团，从组织化程度来说，与其称之为利益集团，不如称其为利益群体更为合适。
但关键问题是，此类利益集团的特征不在于其利益诉求的组织化，而在于它以实际行动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过程，这也是这类群体或集团的重要性所在。
大体而言，非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以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源为基本依托而形成的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即前述的以官商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利益联盟，这与前述公司型利益集团有重合之处。
二是由弱势群体形成的潜在利益集团，大体包括农民、农民工、蓝领产业工人与雇员、个体工商户、城乡贫困人口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
这种潜在的利益集团因为具体的特定利益而形成，因此具有来得快、去得快的组织特征。
弱势群体为主的潜在利益集团更关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而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
当前的问题是，即使在与自己具体利益相关的问题上，第二种非组织化的潜在利益集团基本上不能通过制度化的政治过程，低成本地表达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
既然无组织化利益群体基本上没有参与或影响行政决策的权力的制度框架，政府的行政决策与他们的利益诉求之间、官员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经济利益之间也就缺少有机的联结，对立因此难以避免。
而当行政决策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时，即使他们抗争，制度上也缺少改变决策的余地。
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而穷人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
”
有关部门指出了群体性事件的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第二，经济问题政治化；第三，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第四，
境外政治力量涉足中国国内群体事件。
“社会抗争”的增多意味着很多领域内的政策出现了问题，社会不公正现象加剧，执政者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直接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弱势利益群体，两种利益集团具有因果链条关系。
解决利益集团政治只能从源头上找办法，即解决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机制。
在此情况下，国家或政府别无选择，让国家回归国家应有的位置即国家的自主性或政府的中立性，以强大的决心、坚强的意志和果敢的决断而改革政府体制并真正开放市场。
国家在抑强的同时，还必须扶弱。
就公民的民主权利与公民的社会权利保障而言，社会权利优先更有可行性和操作性，更容易在国家和政府那里达成政策共识，也是社会大众的优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