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 佛教与中国帝王的渊源当然不限于这些。隋文 帝广兴佛事；李世民玉华宫赞法；一代天骄马 吉思汗“以佛治心”；和尚皇帝朱元璋把法事视 为国事；雍正自称和尚和野僧；慈禧太后号称 老佛爷。可以说，与佛结缘的帝王曾出不穷。 当然，缘有善恶，与佛结“善缘”的帝王兴教弘 法；与佛结“恶缘”的帝王带来法难。比如：“ 三武一宗”灭佛 (北魏太武宗、北周武帝、唐代 武宗、五代周世宗)。总之，佛教与中国帝王 之间关系，大体表现为“既冲突又相辅”的格局， 一致的部分表现为：弘扬佛教，拉拢僧侣；冲 突的部分表现为：对佛教毁灭与对佛教徒的迫 害。
二、僧侣与宫廷社稷
• 自佛教传入中国，僧侣与宫廷的往来就没 有断绝过，他们用佛家的智慧引导朝政， 影响帝王。他们有的因辅弼朝政，被尊为 国师；有的转而出仕朝廷，迁为宰相。可 以说，两千年来，对国家政治有深远影响 的僧人历代都有，有的甚至对国家的前途 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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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位法师登上帝王宝座。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最 为深厚，他原来是一位沙弥，最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朱元璋是濠洲钟离(今 安徽凤阳)人，自幼家贫。17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公元1352年，郭子兴起义， 他毅然投奔，加入起义军。郭子兴死后，他被推为首领，在连年的征战中， 他注意网罗各方人才，力量逐步扩大。1368年，终于灭掉元朝，在应天（南 京）即帝位，建国号洪武，成为大明皇帝。朱元璋登基定鼎以后，“托身于寺 四年，常思之”。首先重建了自己早年出家的皇觉寺并设僧录官主持，颁降龙 兴寺印。由于明太祖和佛教的这些因缘，在他即位之后，极力建寺度僧，印 制经书，对佛教护持有加。 2、三位法师被钦定为宰相。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曾出现过三位宰相级的法 师。《佛祖通载》（元释念常撰）载：有沙门慧琳者，以才学得幸于帝，与 决政事，时号“黑衣宰相”，是为沙门参政之始。南朝刘宋王朝时期，宋文帝 刘义隆礼请慧琳法师为宰相，政治清明，国运强盛于一时，时人称之为“黑衣 宰相”、“缁衣宰相”，意思是以出家人的身分来辅佐朝政的宰相。唐朝时，唐 太宗召令明瞻法师入内殿，盛馔供养，并向他请教古来明君安邦定国之道， 他为太宗陈述以“慈救”为宗的方法，太宗大悦，封为帝相。“贞观之治”的盛世， 明瞻法师以善识治国之方，闻名于朝野。最有名的“缁衣宰相”要算是明代的 道衍法师。道衍法师俗名姚广孝（1335-1418），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十四岁，削发为僧，法号道衍。四十八岁时，经人举荐，入燕王府辅佐诸侯 王朱棣，最后帮燕王夺得天下。燕王朱棣鉴于道衍法师在“靖难之役”中的贡 献，不但“论功以为第一”，还封为“资善大夫”，而且赐名广孝，受封“荣国公”， 位及宰相。
• 1、汉明帝夜梦金人，法轮初转中原大地，汉明帝起了重要作用。汉 明帝刘庄是中国东汉时期的第二位皇帝，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公元 57－75年在位，年号永平。相传，汉明帝在公元64年前后曾做一个梦， “夜梦金人，身有日光，飞行殿前，欣然悦之。”第二天，传问群臣， 问：“此为何神？”有臣答曰，此神即“佛”。于是，就有了蔡愔、秦景 出使天竺（今印度）寻佛的史实。因为蔡愔、秦景的出使，最后就有 了天竺高僧摩腾、竺法兰来中国，就有了白马寺，就有了第一部汉译 佛经《四十二章经》。由于汉明帝的一梦，从而促成了中国向西方求 法，佛教也开始在中国展开了新的一页。可以这样说，佛教第一次与 中国结缘，就是先通过帝王开始的。 • 2、梁武帝虔心向佛，不做君主，做法王，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梁 武帝萧衍是中国第一个信佛的皇帝。他活了八十六岁，在位四十八年， 以佛法治国。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而且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佛教著 作。他礼请达摩祖师东来传法，不仅促成中国禅宗的产生，在佛教僧 制的中国化和佛教素食方面也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位期间，多 次召集佛法大会，并亲自讲经说法。晚年，甚至还抛弃位高权重的皇 帝不做，四次舍身同泰寺为佛子，自愿服务众生。成就了“南朝四百 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景象，可以这样说，没有梁武帝，就没有 江南大地佛教的繁盛。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与佛教渊源最深的帝 王，就是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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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教与中国帝王 二、僧侣与宫廷社稷 三、佛教对权力的依附 四、政治对佛教的利用
一、 佛教与中国帝王
• 从佛教的发展来看，佛教与中国国家的命 运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主要表 现在佛教与帝王的关系上。从佛教传入中 国的那一天起，它就与中国的帝王结下了 不解之缘，虽然这种缘表现的或深或浅，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自三国两晋南北朝， 在中国的帝王中，还没有一个人能绕过佛 教而治天下。下面是涉足佛教较深，并且 对佛教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位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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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十多位法师被封为国师。国师，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中一些学 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封号。据《佛祖统纪》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公 元550年），诏高僧法常法师入宫讲《涅槃经》，尊法常法师为国师；“国师” 之名由此之始。自法常法师开始，1500年间，先后有52位法师被不同朝代的 帝王封为国师。南朝陈宣帝封天台宗智顗为国师；唐代高祖封智满为国师； 禅宗中的神秀法师，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号为国师。嵩山老 僧慧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 被称为大达国师。元朝时，世祖封海云法师为国师；明代朝廷沿用元制，封 喇嘛为“帝师”、“国师”等尊号。永乐五年，封西僧哈立麻为如来大宝法王、西 天大善自在佛，使其领导天下佛教，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洪熙元年 （1425年）封智光为大国师。清初世祖敬重禅僧，顺治年间，诏玉琳法师入 宫说法，并赐紫衣及国师尊号。 4、不计其数的出家人影响了国家政治走向。佛教对政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 上表现为法师对帝王的影响上。“为帝说法，福德遍及一切生灵”。南北朝时 战乱频繁，石虎、石勒雄据北方，嗜杀成性。西域高僧佛图澄军营中会见石 虎、石勒，对他们现场说法，石虎、石勒从此一改残暴的本性，并拜佛图澄 为师，凡有国事都请教于佛图澄。此后，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的出家人更是 层出不穷。释道安追晋室过江，后又利用苻坚对自己的信任，力劝苻坚不伐 东晋；释僧慧以“协道匡世，补益之功”被称为“秃头官家”；释玄畅为宋文帝太 子师，“弘道济物，广宣名教”；玄奘大师接受太宗的国事咨询；玄琬法师受 朝廷礼请，拜为太子太傅，传授爱民之策。据《高僧传》(梁· 慧皎)、《续高 僧传》(唐· 道宣)、《大明高僧传》(明· 如惺)载：自两汉至唐就有摄摩腾、竺 法兰、严佛调、支曜、昙翼、道壹、慧永、僧睿、僧慧、慧通等114位高僧与
• 3、导向上：帝王即佛。把帝王视为“现世佛”，这一提法出自北魏统 摄僧徒的“道人统”法果和尚。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利用皇权“弘我 道法”。许多高僧大德都在寻觅利用皇权的最佳方式。“帝王即佛” 论， 可以说是利用皇权“弘我道法”的最佳体现。北魏道武帝（386－408） 时，统摄僧徒的“道人统”法果和尚为了佛教的弘扬，发出“帝王即佛”、 “能鸿道者，人主也”、“圣上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敬礼”、“我非拜 天子，乃是拜佛耳”。法果和尚第一次弥合了教权与皇权之间的鸿沟。 不仅使君主的崇高在宗教界获得了承认．也为佛法的弘扬在中国找到 了最大的依靠，从而奠定了我国佛教活动中突出政府领导的特征，实 现了教权与皇权在理论上的初次结合，为佛教的弘扬与传播扫清了权 力上的障碍。 • 4、行为上：把帝王雕琢成等身佛像。以帝王为原型雕凿佛像，是佛 教依附政治最现实的表现。自南北朝至唐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 多以帝王为原型的佛教造像。北魏文成帝登位，于兴安元年(452年)大 造佛像。“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下、足上各有 黑子同帝体上下黑子”。“高宗咸享三年(672) ，于龙门石窟中造卢舍那 佛，类于中年妇女，与武氏方额广颐相合”。“等身佛”的出现，使佛与 帝王在形像上的合二为一，佛教给君王赋予了同佛一般的尊贵和神圣， 宗教崇拜与皇帝崇拜通过“等身佛”巧妙地结合起来，完成了佛与帝王 的统一。“等身佛”是佛教依附政治的表现，也是政教合一的体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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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朝武则天少年出家，当政后崇信佛教、广修寺院，使佛教在中华大地迎 来了鼎盛时代。武则天十四岁时，曾经在感业寺出家，后来再度入宫，并于 公元690年，当上皇帝，独揽一国大权。武则天对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她敕令 开凿敦煌石窟，敦煌巨大的弥勒佛石雕，就是在她的执政时期完成的。另外， 武则天对于僧团的敬重，也是历代皇帝无可比拟的。华严宗的祖师法藏、禅 宗的北宗祖师神秀，都被武则天敕封为国师，甚至禅宗的南宗祖师惠能大师 也受过她的礼敬。另外，武则天在佛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佛教徒常念的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 来真实义”。就是她撰写的。武则天对佛法有极深的造诣，还为经典做过注解。 佛教在唐朝能被如此地发扬光大，与武则天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 4、宋太祖赵匡胤遣使求法，《大藏经》初刊问世，为佛法在后世的弘扬奠定 了文字基础。宋太祖即位（公元951年）之初，即对后周世宗的废佛令予以停 止，一反前代的政策，给了佛教以适当的保护。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为 恢复被北周重创的佛教，他首先度童子八千人为僧，并建立译经院，并制定 一些规章，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 润文(后更设译经使)等，组织比较完备，第一次将佛典翻译列为国家事业之一。 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命内官张从信赴益州（今成都）雕刻《大 藏经》。《大藏经》的刻制历十三年，总共完成四百八十函（也就是有四百 八十个书套），五千零四十卷。这是用木刻板印制《藏经》的开始，它后来 成为中国一切官私刻藏经的范本，来传到高丽、日本，成为朝鲜、日本刻藏 的共同准据。宋太祖木板印刻《大藏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印刷佛 经，它为明清更大规模地印刷《藏经》开创了先河。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Hale Waihona Puke • 佛教作为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自东汉末 年传入中国，经过短暂的碰撞，就迅速融入中 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与原有的中国文化—— 儒、道文化相辅相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支主要力量。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 中，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相交织，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佛教政治文化。可以这样说，自两汉 以来，无论是王朝的更替，还是社会的变迁，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都能看到僧人的影子，都能 感觉到佛教的色彩。
三、佛教对权力的依附
• 佛教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任何一种文化， 包括宗教在内，在传播过程中总是要想方 设法争取统治者的理解与接受，以得到他 们的支持，扩大影响。两千多年来，佛教 与政治的关系，总体上说，是一种依附关 系。这种依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理论上：寻求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其 正统思想以儒家为主。佛教传入中国，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可免地 要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 为了佛法的弘扬与传播，历代僧侣不断作出妥协。对佛教主张的“出 世”、“不敬王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之间的矛盾， 采取妥协和顺应的方针。一是接纳孝道思想，并把孝道纳入到佛教伦 理体系中。翻译和重解《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二是修改佛教众生 平等的思想，改为人皆有佛性。尤其是大乘佛教兴起以后，提出了佛 法和王法“二法不可违”，并以《宝行王正论》和《劝戒王颂》宣扬佛 教的尊孝与忠君思想，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与儒家伦理的矛盾，也标志 着中国佛教对帝王正统文化的依附。 • 2、思想上：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此 语出自东晋高僧道安法师。在佛教东传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基本 上是一个皇权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高度的封建王朝集权制，王权高于一切并决定一切，无论何种宗教文 化乃至意识形态，均听命于王权，均要求为封建王朝服务。僧侣们在 弘法过程中，深感皇权统治在中国的地位与威力，于是发出“不依国 主，则法事难立”的感慨。鉴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此后的一千多年 里，沙门高僧基本上都小心翼翼地与政治权贵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亲则近之，不亲，则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