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政治与佛道之争

唐初政治与佛道之争摘要：唐初佛道之争是唐初影响颇大的事件，涉及宗教、政治、社会、思想等各方面。

唐初佛道之争历时二十年，始于傅奕上疏请求罢废佛教，终于贞观十四末年（公元640年）释法琳病卒于流放途中。

两教为争正统唇枪舌剑，互相攻讦。

高祖、太宗分别下诏规定“道先佛后”，表面上看是道教赢得了这场斗争，可实质上他们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

关键词：佛道之争唐初政治宗教唐初佛道之争，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傅奕上疏请求罢废佛教，至贞观十四末年（公元640年）释法琳病卒于流放途中告一段落，历时二十年，对唐初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场争斗，表面上是佛道两教为了争夺统治者支持、争夺信众，但事实上是唐初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暗中推波助澜。

东汉末年佛教由中亚传入中国。

彼时中国的佛教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虽然被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但仍属于新鲜事物，根基未稳，对其它宗教并无威胁。

到了魏晋时期，适逢乱世，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佛教所说的“西方净土”恰好为迷茫的众生提供了精神寄托。

正是在此时，僧慧远大师建起“净土宗”，专修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迅速在民众中传播开来。

南怀瑾在《中国佛学发展史略》中指出：“慧远大师净土宗的建立，可以说是形成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显明的一面。

”两晋到隋唐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逐渐脱离了印度的原始根基，成为真正的中国化的宗教。

自此，中国佛教由东汉时的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原始佛教，转变为此时“大小乘并列，而且比较偏向大乘”的汉地佛教。

道教奉老子为祖师，以《道德经》为经典，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教可上溯至殷商的鬼神崇拜，源于汉初盛行的黄老道以及始于战国、盛于秦汉的方仙道。

汉顺帝时（公元126年-144年），于吉、宫崇所传的《太平清领书》出世，得到广泛传播。

张陵学道于蜀郡鹄鸣山，创五斗米道。

其孙张鲁保将五斗米道发扬光大，其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后世视之为道教正宗。

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得益于炼丹术的盛行和相关理论的深化，得到了极大发展。

到了唐朝，唐高祖李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道教被奉为国教。

唐朝统治者尊老子为始祖，称自己为“神仙苗裔”，既起到了神化自己提高皇家地位的作用，又显示出李家得天下乃是“顺奉天命”，并不是真正信仰其宗教理论。

唐朝以武立国，江山来之不易，太宗李世民经多年的军事和政治生活，逐渐形成了淡薄神学，诸事以政治为要的宗教态度，曾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

事实上儒释道三教在唐初都得到了极大的重视。

唐初统治者对宗教采取“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济物利人”态度，多方加以利用。

但这种三教并重，有尊有抑的态度却是导致佛道之争的一大原因。

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道士出身的太史令傅奕首先发难，上《减省寺塔废僧尼益国利民事十一条》，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逸，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提出“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

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逃役之蓸，恒忻效力。

勿度小秃，长揖国家。

”。

道教徒纷纷响应，道士李仲卿作《十迷九异论》，刘进喜作《显正论》，并托傅奕上呈皇帝。

佛教信众对此强烈不满，亦撰文予以反击，释明概作《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释普应作《破邪论》二卷，李师政撰《内德论》和《正邪论》，法琳著《破邪论》和《辩正论》，反驳道教的指责。

佛道之争日益公开化、明朗化。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高祖诏叙三教先后：“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

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高祖下诏，规定长安留寺三所、观两所；地方诸州则留寺观各一所。

虽然由于唐朝政权更迭，沙汰佛道并未得到施行，但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唐高祖重道轻佛，但仍给予佛教一定的地位；二是他试图把天下的寺庙道观纳入政府管理，以防各种弊端。

唐太宗的佛道政策是对唐高祖的继承和发展。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肃清非滥，敕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以梁武父子好佛老而亡国告诫群臣勿痴迷佛教。

与此同时，他却于贞观初两次下诏普度僧尼，并于当年战阵之处广建寺庙以超度亡灵。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天旱无雨，以僧祈雨而度僧三千人。

总体来说，贞观初年的佛道关系还是相对平静的。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再次挑起佛道论战。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有太子中舍人辛谞，设难两条，以问纪国寺僧释慧净”。

释慧净答之以《析疑论》，释法琳在《析疑论》基础上作《广析疑论》为答，使论战深入展开。

佛道之争日益激化，两教都自认为正统，极力贬低对方，甚至恶意毁谤对方的教主，这就不免涉及到李氏的威严，引起了李世民的反感。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二月，唐太宗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

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自今以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由此确定了“道先佛后”位次。

佛教徒必然不甘心居于道教之下，“京邑僧徒各陈极谏”，释智实等上《论道士处僧尼前表》，指责道教“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

太宗敕令，凡不服者予以杖击，虽其余诸僧“饮气吞声”，智实仍表示不服，愿受朝堂杖责，不久即病卒。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武德九年所著《辩正论》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

唐太宗大怒，即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

其时法琳不仅坚持《辩正论》观点，且试图说服太宗李唐之祖为“北代李氏”而非“陇西李氏”，因此遭流放益州，次年病亡于途中。

至此，唐初佛道之争告一段落，道教暂时取胜。

佛道两教教徒为了所谓的正统地位争的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唐朝统治者则隔岸观火，仅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制定政策。

唐太宗曾承认：“法琳虽毁朕宗祖，非无典据”，实际上承认了以陇西李氏为祖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并无事实依据。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自称菩萨戒弟子，表示皈依三宝。

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

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

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曾备受恩宠的秦世英被朝臣弹劾，因骄淫之罪获死。

唐太宗开始采取佛道并重、佛道并用的方针，而这也是此后多为历代统治者采用的方针。

唐初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所谓的正统地位、争夺新王朝统治者的支持，但从斗争的结局来看，他们都是唐初帝王政治决策的牺牲品。

唐朝建立之初，神化其统治是一种非常简便易行且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

佛道两教都是很好的选择。

相较而言，道教是汉民族自创的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唐朝大局初定，人民饱经战乱之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恢复。

而道教始祖老子姓李，更为李唐皇室增添了历史的荣耀和神圣的依据，唐初统治者必然要对其加以重用。

然而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佛教也不容忽视。

公元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是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公元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聚众数万人；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少林寺僧众助李世民军队围击洛阳王世充；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二千余；各地佛教信徒众多，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大教，佛教势力不容小觑。

因此，刚刚建立的李唐王朝对佛教采取单纯的打击或者扶植都是不合适的。

佛道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两教关系，佛道政策也不只是单纯的两教政策。

唐高祖曾说：“父子君臣之际，张友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

”唐太宗也说：“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以为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由此可见，无论是重道还是重佛，二者都要在儒家指导下，在思想上配合儒家学说，从而巩固李唐政权，即“三教虽异，善归一揆”。

唐初的佛道之争给佛道两教都带来了深远影响。

道教学说原本讲究修身养性，追求羽化升仙，然而随着道教政治地位的提高，道教徒也不免受到权力的诱惑参与其中。

开元年间甚至开道举，吸引了大批士人参加。

而佛教也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主动与儒家思想融合，尤其是忠孝思想，称其“近则安国利民，远则超凡证圣；故能形遍六道，教满十方，实为世界福田，盖是苍生归处”，比儒、道皆高。

佛教和道教由“出世”变为“入世”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他们想依仗封建王权发展壮大，就不得不政治化、世俗化，不得不接收儒家思想的改造，不得不受到封建王权的控制和利用。

参考文献：[1] 本纪第二·太宗上.旧唐书.[m][2] 太史令傅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广弘明集（卷十一）.[m][3]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m][4] 度僧天下诏.广弘明集（卷二十八）.[m][5] 唐傅弈.广弘明集（卷七）.[m][6] 法琳别传（卷上）.[m][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m][8] 法琳别传（卷下）.[m][9]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m][10]议释教上.唐会要（卷四十七）.[m][11] 慎所好.贞观政要（卷六） .[m][12] 帝王部·崇儒术第二.册府元龟（卷五十））.[m]作者简介：吕冰洁（1986—），女，河北唐山人，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