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史鉴思想

第29卷第4期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9No.42009年8月 Journal of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 Aug.2009

[收稿日期]2009-06-10

[作者简介]朱　浩(1984—　

),男,安徽马鞍山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论曾国藩的史鉴思想

朱　浩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曾国藩研习历史的首要目的在于资治,从史书中挖掘各类宝贵的经验教训,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曾国藩的史鉴观表现在史鉴与修身、史鉴与从政、史鉴与治军、史鉴与用人等方面,是格物致知的最好体现。

【关键词】曾国藩;史鉴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9)04-0086-04

曾国藩对历史的研究可谓炉火纯青,早年曾为自己制定了一份读书计划:“九弟归去之后,予

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1]34

并且一再声称:“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如两《通》、两《衍义》。及本朝两《通》,皆萃《六经》诸史之精,内圣

外王之道。”[1]393

“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哀至当,开拓心胸。”对各类史事,“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

《六经》以外不刑之典也”[2]218

。曾国藩通过研习历史,借鉴历史上名臣圣王事业兴败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并结合现实为官、从政的个人经历,将历史与现实进行有选择的对照,促使个人的所作所为向着日趋完美的方向发展,革除道德中的缺陷和不足。与之同时,曾氏研习历史更是为了树立一尊尊道德楷模,曾氏通过读史,领会这些人的高尚操行,引领自己向着他们的道德轨迹前进,同时借助于这些道德偶像,用于教训下属,使他们听从吩咐和调遣。

一　史鉴与修身

修身即提升认识主体的道德修养,使一个人

的道德涵养达到更高的层次。道德律是普泛的人群所公认的准则,不因个人的意志而发生变迁,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道德法则之所以变思想为客

观必然的,乃是因为它对每一个具有理性和意志

的人应当都有效”[3]38-39

。同时由于个人认识、判断力的水平不同,势必造成对这种道德法则的认识产生种种差距,而通过研习历史,探究历史人物、事件的成败教训,从而使自我产生警醒或内省,这就是史鉴与修身之间的关联。曾国藩酷爱读史,同样也是出于以上的目的。“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分,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

经史则专注义理。”[1]55

此处曾氏将义理作为价值评判的尺度,通过翻阅史书一方面对历史事实有了真切的认识。另一方面,所谓义理就是一种道德价值观,世间的一切美丑善恶只有通过曾氏所称道的义理观的评判才能对之产生一种比较公允的评判。曾氏在这一过程中感到,历史上无数治乱兴衰的范例,与是否符合义理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义理即儒学中所标榜的四维八德,举凡行义理者,无不兴旺发达,在这一感悟的基础之上,曾氏提出了读史与研习义理密不可分的观点,用义理观证史,彰显义理、良知的客观必然性,进而促进曾氏在仕宦过程中,约束自身的行为,努力实践义理典范。

戒除“傲气”。“古人谓齐桓葵丘之会,微有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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矜,而叛者九国,亢盈悔吝之际,不可不慎

也。”[2]5226历史上齐桓公虽然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但傲气太盛,葵丘之会是桓公霸业的标志之处,但仍有诸侯因桓公的傲气,毅然叛之而去。鉴于齐桓公的教训,曾氏认为戒除傲气实为当务之急,尤其当曾氏手握军政大权之后,南方数省无数封疆大吏无不出自其门,呼之为师,这一盛况令其喜忧参半,可喜之处在于羽翼众多,而令人忧心之处在于一旦言行不慎,有傲气凌人的作风,顷刻之间势必造成众叛亲离的下场。特别是曾国藩先后与左宗棠和沈葆桢关系恶化,曾氏更加领悟到傲气的危害,所以曾氏读左传至桓公葵丘之会时会产生如此感慨。

做人当“勤、大、谦”。“细思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见之‘勤’、

‘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

‘谦’二字尤为彻始与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能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德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4]568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举凡国之将兴大多君臣上下齐心,所以才会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反之乱世之所以产生,无不由于君王怠政,权臣跋扈当政,奸臣横行当道所导致,所以治乱兴衰的不断产生,与所谓“勤”、“大”、“谦”三种精神有着微妙的关联,“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道理正在此处。曾氏从舜、禹、文王所以兴盛的史实中获得了这些教训,为了成就事功,曾氏勤于政务,狠抓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为了广泛搜罗人才,他谦以待人,所以湘军手下不少大将如塔其布、罗罗山无不因之脱颖而出。

处世当脚踏实地,不可怨天尤人,必须兢兢业业。“至以建树无闻,遽用皇皇,则殊太早。计三十三岁甫及壮年,古来如颜子立德、周郎立功、贾生立言,均在少壮然千古曾有几人。其余贤哲代兴,树立宏达,大抵在四十后耳,以仲尼之圣,而不惑亦待四十。”[2]1020-1021“其余先哲代兴,大抵在四十后耳”等语,其本意在于强调,凡欲成就一番事业,仅仅以所谓天赋、机遇不足以实现成功,必须厚积薄发,关键要不断提升个人多方面的才能。曾国藩历来以愚钝自喻,所以将其与历代先贤进行比照,他意识到若要大功甫成必须走一条漫长的创业道路。

二　史鉴与从政

历史与政治历来在中国有着微妙的联系,赵宋时期,神宗皇帝令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其目的在于以史为鉴。曾国藩读史一方面为了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更多的还是为官从政的需要。

做何等官,办何等事,历代士大夫大多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曾国藩在他的一篇史论《烹阿大夫封即墨论》中,以战国时齐威王对待阿大夫和即墨大夫的不同做法为切入点,认为:“昔者,齐威王因左右之言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其事可略而论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莅事则不足,固宠则有余……彼既自惭素餐,而又重以贪鄙,则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长此以往,则“左右亦乐其附己也,而从而誉之,誉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但是一旦庸臣的谎言败露,则必然受到严惩,“此阿大夫之所为可烹者也”。反之,“若夫贤臣在职,往往有介介之节,无赫赫之名,不立异以徇物,不违道以干时。招之而不来,麾之而不去”。这种贤臣无所顾及,尽力于国事,尽己所能,虽然一时难以显达,但终究有锋芒毕露之时机,“此即墨大夫之所为可封也”。同时曾国藩从此事中也深刻体会到,“夫惟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动,刑一人而天下,固不废左右之言,而昧兼听之聪,亦不尽信左右之言,而失独照之明”[5]137-138。纵览此篇史论,曾国藩借论阿大夫和即墨大夫的不同遭遇,提出为官从政首先要处理好任内之事,身处要职却不尽力于政务,即使凭借少数人美言于君王之前,也不过是一种障眼法,反之踏踏实实将任内之事办理妥帖,注定会锋芒毕露,这就是阿大夫和即墨大夫不同遭遇的根源。但是在封建时代,专制君主操控官员赏罚大权,君主不可能事事躬亲,其左右之人必然对圣意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在文章中曾氏一方面指出君王的偏听之过,另一方面深感结交朝廷显贵的重要性,所以曾氏格外注重处理与官文、僧格林沁、多隆阿等人的关系。

众所周知,为官的最显著特征即在于握有权力,掌控国家机器,有鉴于此,曾国藩时时告诫部下,当官不是仅仅为了一枚顶戴,关键在于是否握有实权。正如咸丰初年,曾氏在湖南办理团练事务,以区区四品兵部侍郎的虚衔处处受人打击和排挤,不仅不为地方官所看重,甚至普通标、兵亦敢于欺辱之。“曾国藩办团练时,一到长沙就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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