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的矛盾思想

撒尼尔·霍桑1804年7月4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萨莱姆——该地名是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的后半，足见当年早期移民的宗教情愫。

霍桑一家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名门望族，世代都是虔诚的清教徒。

早期的清教徒注重理智，排斥感情，推崇理想，禁绝欲望，后来在新英格兰却发展到极致：不但迫害异己，甚至连妇女在街上微笑都要处以监禁，儿童嬉戏也要加以鞭笞。

由于早期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英格兰移民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在其中担任要职的霍桑家族的先祖威廉及约翰父子二人先后在迫害教友派及臭名昭著的1692年萨莱姆“驱巫案”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家族的这一段历史使长大成人后的霍桑在心理上始终怀有负罪感，早在1827年他23岁时，便在其姓氏的拼写中有时加上一个字母“W”，以示区别于祖先，后于1830年索性将这种新拼法正式固定下来，成为现在大家熟悉的字样; 更在后来他的小说《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以他这两位先祖为原型写成了“反面人物”潘钦上校。

霍桑一家后来家道中落，以航海为业，从事西印度群岛地区的贸易，到他的父亲这一代，境遇更是大不如前。

小纳撒尼尔4岁时，做船长的父亲害黄热病客死于荷属圭亚那（今苏里南），全靠他才貌双全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和姐姐艾比及妹妹露易莎抚养成人。

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浓重的清教气氛深深地影响了小纳撒尼尔，而母亲哀伤的寡居生活，也对他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自幼便性格忧郁，酷爱读书，耽于思考。

从他12岁以来的日记判断，他在观察和写作上，都是早熟的。

他14岁时，到外祖父在缅因州的庄园中住了一年。

附近的瑟巴果湖，成了少年霍桑打猎、钓鱼、读书和散步之处，使他得以充分领略自然风光。

据他晚年回忆，他的一生以那段时光最为自由愉快，而他的孤僻个性和诗人气质，乃至独自散步的习惯，都是在那时养成的。

霍桑的文学生涯是从自娱开始的。

16岁的时候，他就编辑了一份家庭报纸，叫做《旁观者》，从总共8期的该报来看，版面和栏目与当地的正规报纸《萨莱姆报》无异，风格则幽默风趣，模仿英国最早的由艾狄生和斯梯尔编辑的《闲话报》。

第一期出版于1820年8～9月间，最后一期结束于1822年初。

这份报纸全部由他一手操办。

每一期报纸出版后，在其大家族的范围内传阅，为家族成员增添了不少乐趣。

这对霍桑后来的文学创作及编辑工作无疑是极好的学徒期。

霍桑的文学学徒期的另一方面是他的诗歌创作。

应该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诗歌传统
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生活中占据着十分荣耀的地位，甚至在客厅交谈和报刊文章中都成为风行的时尚，导引着许多有抱负的文学青年的希冀。

早年的霍桑在这方面显示了非凡的天赋，他的同时代人甚至推崇他是“美国奉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诗人”。

从霍桑现存的29首诗歌看（其中的19首写于20岁以前）——无论发表过与否，评家都认为这位少年诗人颇具才气，并且慨叹：霍桑若不是后来以小说创作为主，世界上就会又有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了。

事实上，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正是诗歌，即1825年8月16日《萨莱姆报》上刊载的他的诗作《大海》，内容与他父亲的航海生涯及客死他乡有关。

即使在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从主题到手法都借助于他的诗歌修养。

在他的文字中，回响着但丁、莎士比亚、爱德蒙·斯宾塞、安德鲁·马维尔、约翰·弥尔顿、威廉·沃兹沃斯、塞缪尔·泰勒、柯勒瑞支、拜伦、济慈和雪莱这些著名诗人的心声及词韵。

霍桑甚至给他的大女儿按照斯宾塞的名篇《仙后》中的女主人公取名叫邬娜。

霍桑回到萨莱姆后，于1821年至1824年，在波多因大学就读。

大学期间，他深为同学所推重，其中有后来成为诗人的朗费罗，当了总统的皮尔斯和投身海军的布里奇，这几位学友对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波多因大学有一门必修课，就是翻译古典诗作，霍桑的成绩十分优异。

他和朗费罗还同属一个以朗诵和创作诗歌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土豆俱乐部”。

但他不久后认为，诗歌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思想，遂放弃了诗歌而改写散文及小说。

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将原先仅仅为了自娱的写作，认定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他给母亲写信说：“我不想做一个靠别人生病来糊口的医生，亦不愿当一名靠别人的罪孽以谋生的教士，或者靠别人的争吵而过活的律师。

因此，我看不出除去成为一位作家之外还剩下什么别的出路。

当有朝一日您看到满书柜由您儿子写的书，书脊上印有《霍桑作品》时，您会高兴吗？”
1825年，霍桑从大学毕业后即回到母亲身边，一住便是12年。

开始时为报刊写些随笔和故事。

1828年，他自费并匿名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范肖》。

这部哥特式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其大学生活为基础，主人公是个主持正义又性格羞怯的青年学子，颇似作家本人。

不久他便为这部不成熟的作品感到羞耻，于是收回了大部分成书并付之一炬；转而潜心撰写短篇小说，并深得出版家萨缪尔·格里斯沃尔德·古德里奇的赏识，由他在每年一度的赠品书《纪念品》中发表霍桑的短篇小说。

古德里奇慧眼识英雄，他通过《纪念品》实际上培养出了一大批后来的知名作家。

霍桑在该书中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和随笔，后来终于结集出版，这就是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复述的故事》，其中包括《欢乐山的五朔节花柱》、《恩迪科特和红
十字》、《教长的黑色面纱》、《希金勃萨姆先生的大灾祸》、《海德格尔医生的试验》、《苍发勇士》、《雄心勃勃的客人》等后来成为传世名篇的佳作。

自此，霍桑便以善写短篇小说开始引人瞩目。

诚如第一位自觉地把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提出创作理论的爱伦·坡在《评霍桑的〈复述的故事〉》一文中所说：短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是由作家“精心设计了某种希冀的单一效果；于是他编制情节并将其连缀起来，以期在最大程度上达到这一预定的效果。

”应该说，是霍桑和爱伦·坡一起开创并发展了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并使之成为美国文学的一种鲜明突出的形式。

不过，霍桑虽然和坡一样运用一些超自然的元素，并且同样具有美学而不是宗教的基础，但不同的是，霍桑总是更关注伦理和哲学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这就使他的作品，总是蕴含着令人回味不尽的深邃哲理。

美国堪称短篇小说的王国，在开创及奠定这一体裁上，霍桑和爱伦·坡同样功不可没。

从1836年至1839年间，古德里奇还请霍桑编辑了《有用和有趣知识的美国杂志》及颇受读者欢迎的彼得·帕雷的《世界历史》等书。

1839年，霍桑接受了波士顿海关督察的职务，并与朗费罗重叙旧谊。

后于1841年离职，将自己的存款投入了超验主义者乔治·李普雷创办的布鲁克农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式的试验基地。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有些评论家强调霍桑的保守倾向，但一个保守的人是不可能参与这种激进活动的，只是由于霍桑的敏感气质和孤僻性格，对公社式的集体生活很不习惯，才于翌年在同热心的活动分子索非亚·皮博迪结婚后，离开了农场。

他们的婚姻很幸福，给霍桑的生活带来了转折，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具备了超验主义的乐观精神。

1842年，这对新婚夫妻迁居康考德，恰好住进超验主义主帅爱默生的故居“古屋”中。

他们在这里住了3年半，生下了长女邬娜，并出版了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其中包括《年轻的好男儿布朗》、《通天的铁路》、《拉帕西尼医生之女》、《胎记》、《罗杰·马尔文的安葬》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麦尔维尔读后十分钦敬，写出书评并师事于他，二人从此结下深厚的亦师亦友的情谊。

1846年起，霍桑由于经济拮据，出任了萨莱姆海关督察。

这一时期他没有写很多东西，只是对海关上的官员们冷眼旁观，后来写成著名的《海关》一文，作为《红字》的引言。

1849年的一场政争使霍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职务，却促成他写出了传世名篇《红字》。

该书于1850年问世后，霍桑名声大振，成为当时大家公认的最重要的美国作家，数年间13500册的销售量也使他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

此后他便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间或写些儿童故事。

这时他迁居到莱诺克斯，与麦尔维尔为邻，先后发表了以驱巫案为背景的《七个尖角顶的宅第》(1851年出版，在他有生之年的销售量达11500册)和以布鲁克农场为原型的《福谷传奇》两部长篇小说，并汇编出版了原先的短篇小说和随笔，其中有他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雪人及其他复述的故事》和儿童故事集《神奇的书》及《缠结树林的故事》。

1852年，霍桑为同窗老友富兰克林·皮尔斯撰写竞选传记，终使皮尔斯当选为美国第十四任总统。

新总统委任他为驻英国利物浦的总领事，四年届满后，又在意大利旅居了两年。

在欧洲逗留期间，他四处参观名胜古迹，写下了大量日记。

这一时期虽对他的写作没有多大影响，却对他的心情和性格起了振奋作用。

1864年，他在英国发表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玉石人像》，这也是他唯一一部以外国（意大利）为背景的长篇。

当年返国后，仍选择住在康考德。

他之所以特别偏爱该地，是因为那里的哲学和文学氛围：不但是爱默生的家乡，而且是梭罗“回归自然”的基地，堪称是超验主义文人荟萃的大本营；也还因为那里河湖清澈、树林密布的幽静的自然景色。

1863年，他发表了旅英散文集《我们的故土》。

这期间他虽仍为《大西洋月刊》撰稿，但笔力渐衰。

他计划要写的四部长篇《第七块毡》、《多利弗罗曼史》、《格里姆肖医生的秘密》和《前辈的脚步》，均未能完成，后来经他的夫人整理，与他在英、法、意、美等国所写的日记等，于19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

1864年5月19日，霍桑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普里茅斯辞世。

5天后安葬在康考德他生前最乐于散步的松树林中美丽的“睡谷”墓园，他的墓碑只简单地由一块普通的石头做成，上面仅刻着他的姓氏：霍桑。

纵观霍桑的作品，大多以新英格兰200多年的历史为背景。

其中有殖民地人民抗击宗主国残暴统治的英勇精神，如《苍发勇士》和《恩迪科特和红十字》；有清教统治者以驱巫为借口迫害异己和压制教友派的悲惨事实，如《欢乐山的五朔节花柱》和《优雅少年》；有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风土人情，如《雪人：一个孩童的奇迹》和《坎特伯雷的朝圣者》；也有上层人物厚颜无耻的所作所为。

总之，既有历史长卷，也有民俗小品。

但这一切虽都有历史的真实（所以他常用“重述”作为结集的书名），却是用若虚若实、亦真亦幻的手法写出的。

作家侧重的是用比喻象征的技法着力渲染气氛，烘托环境，深挖心理，分析内心矛盾，而不在于细节描写的具体而微。

简言之，他画的是大写意，而不是工笔画。

这其实要求更深的功力，当然效果也就更深刻感人。

霍桑曾多次在作品中声明，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罗曼史”。

用我们今天惯用的文学术语来说，就是：他写的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而是浪漫主义小说。

一般地讲，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客观描述，浪漫主义则重于主观抒发。

在霍桑看来，创作“罗曼史”时，更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而不必拘泥于现实，亦可更充分地表述本人的主观意图。

以他的长篇小说《玉石人像》为例，就有一个副标题“贝尼山的罗曼史”。

贝尼山是书中一位男主人公——名叫多纳泰罗的意大利青年的家乡，那里有许多比古城堡还要古老得多的该家族的传说，原来多纳泰罗的始祖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半神半兽的农牧神，故此多纳泰罗的外貌
酷似一座古代雕塑的农牧神像，性格亦充满山野的无羁。

书中的一位女主人公米莲是个聪明美丽、热情奔放的姑娘，也是才华横溢的画家，但她的身世却扑朔迷离。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许多神秘的悬念，但作家无意去解开这些谜团，而是为读者展开了社会人与自然人，即文明与原始之间的冲突。

形象地为读者剖析了浪漫主义文学理论鼻祖卢梭的相关论述。

他这样创作他的罗曼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小说的开创者。

霍桑还进一步把他的“罗曼史”称为“心理罗曼史”，足见其对心理描写的重视。

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受时代和宗教的影响，将精神及灵魂混为一谈，认为灵魂既然有善恶，有爱恨，有罪孽，就应该揭示出来，以达惩恶扬善、颂爱抑恨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举止终有其心理依据，如不进行心理挖掘，人物只能停留在表象上，必然显得肤浅。

读者会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发现很多深入的心理分析，对于惯于阅读我国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作品的读者，或许会觉得其故事节奏过于缓慢，但掩卷深思，则觉得只有如此表里结合，才能把笔下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

随手举《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的海波吉巴·潘钦为例：一座高大阴森的旧宅，底层的一角开办了一间小店，里面坐着一位满脸愁苦相的过时的淑女，她开办小店前后的种种栩栩如生的描绘和忧心忡忡的心理，活画出一个式微家族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末代人物。

再配以潘钦家视为传家之宝的“披羽两足动物”的鸡群的蜕化猥琐模样（旧时贵族帽上佩戴羽饰），简直把“没落”二字发挥到了极致。

由此一斑可见，霍桑确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鼻祖。

爱默生在论述自然的本质时提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现象的象征物。

”霍桑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仅仅是假象，其“灵性”才是本质。

因此，在霍桑的笔下，一景一物都有其比喻象征的含义。

他的况物写景不仅配合抒情和渲染气氛，简直本身当真有“灵性”，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或缺便显不足。

《红字》故事的一开篇，映入读者眼帘的，首先是“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在万事草创之时忘不了与墓地同时修建了监狱，“这株文明社会的黑花”“从来不曾经历过自己的青春韶华”，因为它“与罪恶二字息息相关”，它那狰狞阴森的外貌，连同门前草地上“过于繁茂地簇生着的不堪入目的杂草”，都增加了晦暗凄楚的色调，然而在这一片灰暗之中，却傲然挺立着一丛玫瑰，“盛开着宝石般的花朵”，象征着人类的道德……接下来，便从监狱的大门中走出了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怀抱初生的珠儿，“她焕发的美丽，竟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一轮光环”，令人联想起“圣母的形象”。

这种用略带神秘色彩的自然景象烘托环境、渲染气氛和映衬人物心理的象征手法，全书俯拾皆是。

此一手
法当即为麦尔维尔所效法，并得到爱伦·坡的推崇，转而被法国的波德莱尔进一步发扬，遂开创了现代文学的象征主义诗歌流派。

就此而论，称霍桑是象征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并不为过。

霍桑的《拉帕西尼医生之女》是他的作品中不多见的以外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故事写了一位精通药物学的医生，他深知世事的险恶和人心的叵测，为了保护心爱的女儿不为所害，乃用特制的药物浸透其全身，结果不但毁掉了她的爱情，还戕害了她的生命。

这篇小说侧重想象中的科学成果，不同于欧洲那些关于中世纪炼金术和将毒药用于权势之争的通俗小说，也不同于爱伦·坡的同类作品中的恐怖气氛，其主题在于揭发社会的阴暗面，绝不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反对科学进步。

他就此被认为是科学幻想小说的创始人。

总而言之，霍桑由于社会、家庭及自身的因素，形成了既为清教主义等旧观念所萦绕，又抱有人道主义等美好理想的复杂的世界观。

他一方面摆脱不掉“原罪”、“赎罪”、“内省”、“命定”之类的宗教迷信，但又从家族的负罪感出发，反过来对清教的专制统治痛心疾首；他一方面接受了超验主义哲学观，相信客观的物质世界只是某种隐蔽的神秘力量的象征，又对当时风靡的“招魂”之类的巫术活动和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同样感到不可思议；他一方面对新生的合众国满怀希望，但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腐化堕落及不平不公的原因又十分费解，便只好到人性的爱与恨、善与恶中去寻找答案。

然而，正因为这种晦涩的神秘主义倾向，反而使他的作品产生了一种曲径通幽的意境和余音绕梁的效果，引导我们拨开团团荒诞不经的迷雾（有时无法用数理逻辑去对待），透过种种寓意深刻的象征去探究人物暗藏的心理和主题背后的哲理，所以他的作品值得我们反复研读，仔细推敲。

综上所述，霍桑不愧为美国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他强调作品应有超出一般性主题之外的哲理的深刻性，在写作手法上如上述的种种创新，都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自然也就为后世所推崇。

从麦尔维尔开始，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直至当代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和艾萨克·辛格、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等无不予以继承和发挥。

单就这一点而论，霍桑对世界文坛的贡献也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