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章 诗学论

第八章诗学论

【本章学习要点】

（1）比较诗学的崛起；（2）比较诗学的可比性、必要性和方法论；（3）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4）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

诗学研究由来已久，而比较诗学在二十世纪刚刚崛起，发展势头已不容小视。比较诗学如何比较？是否可能？有何价值和意义？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走进这一章。

第一节比较诗学崛起的中西方学术背景

1．“诗学”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

西方文化中的诗学一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狭义的指文学理论；到中世纪则主要指诗歌的创作技艺和技巧；二十世纪以后，由于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努力，它被用于指称广义的文艺理论，包括对一切文艺体裁的理论总结和研究。

2．“诗学”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

传统意义：第一重含义：专指《诗经》研究

第二重含义：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二十世纪新的内涵

3．比较诗学崛起的中西方学术背景

比较诗学崛起的西方学术背景；

比较诗学崛起的中国学术背景；

第二节中西比较诗学的可比性、必要性和方法论

1．可比性：中西比较诗学的学理依据

可比性内涵；可比性内涵的历史变化

2．必要性：中西比较诗学的价值依据

具体而论，比较诗学的价值与意义可再呈现于“求同”和“别异”之二方面。

3．方法论：对话诗学的建构

4．理应注意的问题

第三节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

1．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概述

大陆学者：清末→1949→1977→1979→近年来

港台及美籍学者

2．中西诗学的理论品格和理论形态

关于艺术起源；艺术本质；表达方式

第四节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及其可能性

1、何谓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

2、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如何可能

逻辑依据和价值依据

3、现代诠释是实现古代诗学之现代转换的必由之途

思考题&参考书目

链接内容：

亚历士多德：“诗学”一词的最早使用，一般说来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的原文为“Aristotelous peri Poiētikēs”，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iētikē”意为“制作的技艺”，等于“poiētikētekhnē”，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词实包含了两个关键词：“诗”（poi ētikē）和“技艺”(tekhnē)。“poiētikē”从动词“poiein”（制作）派生而来，故诗人是“制作者”（poiētēs），诗则是“制成品”（poiēma）。“tekhnē”来自印欧语的词干“tekhe-”，原意为“木制品”或“木工”。它是一个笼统的术语，既指技术和技艺，也指艺术和工艺，古希腊人没有把这两种含义严格区分开来。1在柏拉图以前，诗和诗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诗人虽说也是凡人，但是他们受到了神（缪斯）的特别眷顾和宠爱，写作诗歌是一种神赋的才能。到了公元前五世纪，荷马和赫西俄德因其诗歌的多重功用而被普遍地尊为希腊民族及其民众的教师。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柏拉图（也许还包括苏格拉底）等人的见解，2诗和诗人的地位开始下降了。柏拉图一方面秉承了前人早已提出的诗歌神赋论、摹仿论，另一方面又在神赋论、摹仿论之中注入了和前人全然不同的内容，简而言之，在神赋论中，他通过诗人代神立言的迷狂说，剥夺了诗人的理性地位；在摹仿论中，他凭借“理式”(idea/eidos)本体论的独特学说，仅赋予诗歌以“影子之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的虚妄性质。在他看来，诗不仅本身远离真理，而且还因其常常具有“败坏人性中之理性判断能力”以及“迎合人性中之低劣欲望”的恶劣作用而妨碍人们通向真理，以此之故，他坚持要为理想国的青少年教育重新编定诗歌教材，删除史诗中不敬神的诗句，同时也坚持要把说谎话的诗人赶出理想国。3

亚里士多德对诗和诗人的看法的确与柏拉图截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他拥有一个与柏拉图很不一样的哲学立场。在这里，“eidos”（理式、真形）虽说仍是万物是其所是的形式因，但它已不是绝然凌驾于可见事物之上、之外的单独存在物了，而是恰好相反，它就寄寓于可见的具体事物之中。亚里士多德本体论所蕴含的一个重大发现，便是“共性”（种、属）作为“本体”（第二本体）在本源性和始基性方面要次于同样作为“本体”的个别事物（第一本体、主词），而且“共性”就寄寓在“个别”之中。4

这一思想直接催生了下述诗学论断：诗作为个别，既可以蕴含着、也能够揭示出作为实体或本质（ousia）的一般。这可说正是亚里士多德申言诗高于历史的哲学基点，同时，也是基于此他把诗表现可然或必然事物的理性能力归还给了诗人。诗作为技艺，主要源自人的天性，神赋论以及与之相应的迷狂说在《诗学》中完全隐退。与诗艺切身相关的天性包括摹仿（mimēsis）和音调感(harmonia or melodia)、节奏感（rhuthmos），在此类天性的表现或抒发之中，人们能够得到快感。

柏拉图曾指出，歌曲（melos）由词（logos）、和声与节奏组成。5此处的歌曲大致相当于抒情诗的一种，而《诗学》对抒情诗始终是不大在意的，故在上述二种天性方面，亚里士多德尤重摹仿，对音调与节奏则甚少讨论。《诗学》以戏剧为主要的诗的基型，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有关诗本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其内涵绝不仅限于如何做诗的创作论。同时，它的重要性也不仅体现在它对这些问题的实际解答，而且还恰恰体现在这些问题本身及其所蕴含的予以多重解答或重新思考的可能。

中世纪：《诗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一样，长时间被搁置在地窖，后又辗转、流传于少数人之间，因此它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早期所产生的影响较小。贺拉斯很可能未曾读过《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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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艺》（此处之诗仍然是以戏剧为基型）的确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与《诗学》相一致，而这种一致是贺拉斯间接地得自于他人的。6罗马时代的艺术趣味十分繁杂但缺乏哲学思辩，无论贺拉斯还是西塞罗、昆提连、普卢塔克，其诗论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学思考或逻辑背景，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三世纪的普罗提诺。普氏一方面向上衔接了古希腊的思辩传统，同时又把这个传统（主要是柏拉图的思想）带进了新的时代——中世纪。

中世纪的诗学思想可以区分为早、晚二期，早期的诗学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极端形态复述了柏拉图的文学观念，除了《圣经》文学和赞美诗，世俗的文学几乎就是鄙俗欲望和淫荡诱惑的代名词，它们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国”里留驻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来，诗，特别是戏剧，是弄虚作假的伪造物，而上帝绝不喜欢任何虚假。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会产生专门讨论文学现象及其规则的诗学或诗艺著作。不过，对世俗文学持憎恶、拒斥的态度不等于完全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文学观或诗学思想。姑且不说公元1世纪犹太人斐洛通过隐喻解经所生发的文论见解，即使是坚持以宗教宰制文学的圣奥古斯丁、波爱修、圣伯尔纳，他们的著作同样含蕴了不少独特的诗学思想；而从12世纪开始，中世纪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了宗教领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亚里士多德之影响的推动，探讨作诗之技艺的诗学或诗艺著述不断涌现，蔚然成风。7

二十世纪：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在15世纪便已产生了，然而对于它的理论总结却一直没能包含于诗学之中。在文学的理论方面，仍然是以诗（启蒙时代以后，抒情诗已挤入最重要的文类之列）的研究为正宗。同时，18世纪美学在德国兴起，标志着哲学向感性领域的入侵。美学把一向属于诗学之核心领地的文学本质、规律以及形式要素攫为己有，而使诗学沦为狭义的诗歌分类学。这一状况直到本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出现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应该追溯到索绪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对语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几组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功能关系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其中与本文题旨最为相关的一组关系便是关于符号之纵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的划分，形式主义者雅克布森把它们分别和两种基本的文学修辞手法——隐喻和转喻对应了起来，从而促成了语言学向诗学的转化。

此外，索绪尔的共时语言观还直接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诞生的可能；索绪尔关于“听觉形式的能指是于时间之中展现出来”的理论（即符号、句子和话语首先是叙事性的），则强有力地推动了形式主义者（包括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对叙事性文学（民间故事、小说等）的关注。8这些新的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不仅仅是对诗才有效，而是可应用于一切文学门类，所以此种诗学实为广义之文艺理论的代名词。正因此，自50年代到60年代伊始，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电影诗学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现了出来。

诗学的传统意义：诗学的第一重含义是专指《诗经》研究。《诗经》早在先秦时期便被称为“五经”之一，西汉以来则成为官学，是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故《诗经》研究的诗学实属经学，与《易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等并行于世。《诗经》学可上溯先秦时代，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但是诗学一词的直接使用可能迟至唐代方始流行。9唐宪宗元和三年，李行修著有《请置诗学博士书》的奏章，认为《诗经》具有端本、垂化、兼听、兴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诗学博士以为当世立教。此后，专指《诗经》研究的诗学一词经常出现于文人笔下。

诗学的第二重含义则较为晚出。此重含义的诗学之最早记载出自晚唐诗人郑谷所著《中年》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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