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于令戏曲研究

袁于令生平研究

袁于令(1592—1674)，以字行。原名晋，又字令昭。他在明朝灭亡的1644年，已经是五十三岁虚龄了，在清朝生活了整整三十年。他的戏曲作品都在青年时完成，是一位道地的晚明曲家。他的仕途生活却又全在清朝度过。由袁于令族孙、清朝乾隆时期的著名文人袁廷祷编撰的《吴门袁氏家谱》，是记载袁于令事迹的最权威资料之一：袁于令，堪长子。行一。原名晋，字韫玉，一字令昭，号凫公，晚号箨庵。生于万历二十年壬辰。府庠膳生，膺岁贡。仕清授州判官，升工部虞衡司主事，迁本司员外郎，提督山东临青砖厂，兼管东昌道，授湖广荆州府知府。偶失官意，遂罢职。词翰风致，独绝一时。所著有诗文集；尤精音律，著有《玉麟符》、“《瑞玉传奇》、《西楼记》、《玉簪记》、《金锁记》、《及音室稿》、《留砚斋集》。

这段关于袁于令的字号称谓以及他的诞辰的记载，是比较准确的，尤其是他出生于万历二十年壬辰这个记载。后来很多学者对袁于令的生卒年的考辨，因为《吴门袁氏家谱》的发现，而得到了新的印证。不过，其他的很多材料，也都印证了《吴门袁氏家谱》中记载的袁于令生年的准确性。

袁于令为凌濛初编的《南音三籁》作序，末款署：“康熙戊申(1668)仲春书于白门园寓七十七龄老人箨庵袁于令识。”以此逆推，袁于令也是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

关于袁于令的卒年，争议一直很多。学界对此的观点，一般都采用孟森先生奠基性的论文《(西楼记传奇)考》里所引用的与袁于令同

时代而稍晚的松江文人董含的随笔《三冈识略》里的相关记载，从而判定为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由此，袁于令享年八十三岁。然而，这个说法却是错误的。袁于令的好友，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张岱在《张岱诗文集》里有诗《为袁箨庵题旌停笔哀之》，末尾两旬日：“个个个个呱呱泣，已享盛名八十一。”张岱与袁于令交往颇深，且还参加了袁于令的葬礼，他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这样一来，袁于令的卒年就要上推两年，为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年。关于袁于令卒年的记载，《明史资料丛书》第二辑里收录的清初宋起风所著《稗说》卷三“袁箨庵”条，也有比较可靠的记载：国初，箨庵官至太守。归田后，犹借填词日与吴下后进辈相过从。素嗜武林山水，仍来湖上一访旧游，日则荡轻舸两湖间，领略佳胜，偶就湖畔僧寮下榻焉。时箨庵年已八十，神情矍铄，须髯飘飘，犹作世外人幽想。久之，探胜禹穴，以老疾终于会稽。

《西楼记》是袁于令的第一部戏曲作品，其男主人公于鹃那种视科举仕途，一心要跟红尘佳女子穆素徽结为连理的“疯狂”举动，显然不能为大多数的传统、正统文入所接受。穆素徽的妓女身份，使得“鹃徽恋”在道德伦理上较《牡丹亭》里的“杜柳恋”更为离经叛道，惊世骇俗。后来的文人，着眼于此的批判也比较多。不仅董含说《西楼记》“词品卑下，殊乏雅驯。”徐复祚也在《三家村老委谈》里批评《西楼记》“调唇弄舌，骤听之亦堪解颐，一过而嚼然矣”。

近代学者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里也批评说：传世《楚江情》一曲，亦钞袭周宪王旧词，见《诚斋乐府》，箨庵不过改易一二语而

已，而能倾动一时，殊出意外。

董含从道德立场出发，徐复祚和吴梅从艺术角度出发，都对《西楼记》加以贬抑。在这里，对词品和人品的评判，混淆到了一起。在袁于令身上，这些或大或小的恶评，一直交相缠绕，至今无法廓清。对袁于令的戏曲作品《西楼记》和他本人的称赞，当然也不少。祁彪佳是明末著名文人和藏书家，因为在清兵来临之前沉塘殉明，又被后世誉为“气节之士”。他在《远山堂曲品·逸品》里说：传青楼者多矣，自《西楼》一出，而《绣襦》、《霞笺》皆拜下风。明末清初的学者、作家张岱也在通信《答袁箨庵》里说：兄作《西楼》，正是文章入妙处。明末画家、书法家、刻书家陈继儒则在《题(西楼记)》里推崇该曲说：笔力可以扛九鼎，才情可以荫映数百人。

《赠荆州守袁大韫玉》四首囊括了袁于令罢官以往的大半生，对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都作了高度浓缩的概括，不是深交深知，不可能写出来这样的诗句。在记载与袁于令有关的事件的真实度上，吴梅村序里的记载，要比董含可信得多。至于当时的交往唱和，文人墨客的酒后谈吐，像袁于令这样放浪不羁的文人，“空囊返家”之后，又兼常常要有向朋友求告救济的意图，他的那些奔走豪门，逢场作戏的做法，实际上也是生存的需要。比袁于令稍晚的戏曲家李渔，在生存境遇和由此而采用的态度上，跟袁于令颇为相似，他也同样遭到后世正统文人的挖苦和嘲讽。有趣的是，连袁于令也会从道德的角度，来贬抑李渔。

袁于令的后半生，都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他南北奔走，交游亲友，

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创作。他的所有重要作品，都在晚明崩溃前完成。此后，他的作品仅仅限于一些唱和的诗词，艺术成就不高，且基本都佚失了。因此，从作品的创作年限来看，袁于令应当算是明代戏曲家。然而，因为他是在清初去世的，后来的论家一般都把他归为清代戏曲家。这种暖昧不清的划分，也可以看作是对袁于令种种争议的体现之一。

袁于令的创作，他的身世，与他有关的道德争议，都湮没在朝代更迭，兵燹成灾的历史云烟之中。但在他生活的时代，袁于令享有盛誉。像为明朝死节的忠臣、著名的曲评家、藏书家祁彪佳、在明朝败亡之后不再出仕的气节之士毛先舒、著名的学者张岱、比他小很多的出生在清初的戏曲家洪舁等人，都对他的戏曲成就和学识推崇至。

明朝末年世俗文化、享乐主义已经在社会中弥漫开来。那种对生活的繁复而精致的追求，反映了政治生活较为平淡乏味的背后因素。“吴江派”的领袖沈臻因为朝廷斗争的原因而辞官返乡，潜心著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在袁于令出生不久也回到老家无锡，和高攀龙等党人一起聚会讲学，力倡传统的道德，试图挽救已经“礼崩乐坏”的大明朝廷于既倾。而专政的阉党，则以血腥、残酷的对“五义士”的阊门镇压行动，为东林党人的这种努力，画上了句号。实际上，明末的朝廷，在万历之后已经失控了，像一架庞大的破船，因为朽败，已经滑向散架的边缘。

在袁于令长中年时，大明王朝这条百足虫也渐渐僵硬。在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个朝代的末期，都会出现一幅寻欢作乐、穷奢极欲的疯

狂景象。理想的黯淡，仕途的拥塞，纲纪的崩坏，导致了世俗生活情趣的畸形发达。袁于令不参加科举，并据此去获取一官半职的真正原因，现在暂不可考。他作为一个在戏曲创作方面有特别才华的文人，在某些兴趣方面跟沈同和可能相似，即在吟诗作赋时才华洋溢，但是写“八股文”却挠破头皮，竞日不能成篇。这跟《西楼记》里的男主人公于鹃的故事恰好可以互为印证。《西楼记》里的于鹃是一个厌倦科举考试的才子，他以戏曲创作而闻名，连名妓穆素徽都倾慕不已，芳心暗许。他在戏盐开篇第一出的一番个人表白，更是把才子佳人天作好合的重要性，凌驾于功名利禄之上，可谓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在这部戏的最后，于鹃很不情愿地参加了考试，却糊里糊涂地高中状元。而戏里对于科场舞弊的描写细节，一贯都得到人们的称赞。袁于令对这种科举的程式，可见比较厌恶。而对科场考试和舞弊的这种描述的精确，表明他或许是参加过科举的。写八股文章固非他所长，最终他只能名落孙山了。

于鹃高中状元的剧情，一方面可以说是才子佳人戏曲的套式，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窥测出一点耐人寻味的东西来。也许，于鹃的这种糊里糊涂高中状元的情节，正是嘲讽朝廷科场取士制度的荒唐性。在袁于令另外一部改编自元朝关汉卿杂剧《窦娥冤》的戏曲《金锁记》里，袁于令为窦娥的丈夫蔡昌宗重新设计形象，增加戏份，丰富了舞台的内容。窦娥的丈夫蔡昌宗在求学的路上，因为跟龙女有三年的“宿缘”，而翻船被掳。三年期满，龙女派遣宫中蟹将，驾一阵风把蔡昌宗送到京中，搭了一班末车，参加了会试，得中了状元。而在《西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