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成化一朝文化繁荣及影响

论明代成化一朝文化繁荣及影响

——以陈献章的思想为例摘要：明代成化一朝文化繁荣，取得了很大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陈献章的思想就是成化朝文化的一个亮点。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特别是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科学的教学方法的内容及其应用，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从陈献章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内容和对后世的影响诸方面进行史实和逻拜相统一的分析，既充分肯定了陈白沙思想中可供今人学习和借鉴之处，同时也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不足的地方。

关键词：成化陈献章哲学思想教育思想

在明代成化一朝，政局基本上比较平稳。在这种稳定的政局下，文化取的了一定的发展，成为成化朝的一个亮点，著名学者陈献章的思想则是其文化方面的杰出代表。在当时文化陷入困境、道德价位失落的状况下，他的思想重建了道德主体哲学，实现了明代文化的转向，在明代乃至中国文化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后，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风靡天下。陈献章的思想在明代思想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明代学术思想转向的真正有代表性的过渡人物。

一、陈献章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家在广东新会白沙里，所以当时学者尊称他白沙先生，他是明代心学的先驱，他的思想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代心学的先河，可以说是明代成化年间首屈一指的哲学大师。他的思想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是明代心学的发端，与王守仁同为开辟心学为学术主流的代表性人物。以他为代表的白沙学派，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学派，史称江门学派。江门学派构架了独具理论特色的江门心学思想体系，实现了明代文化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向，在明代学术思想发展上有着突出贡献。那么作为明代心学发端的白沙之学是如何产生的呢？以下就是关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的几点论述。

首先，陈献章思想的产生是其人生志向与社会环境之间得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尤其是与科举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陈白沙早年也很有功名的志向，他勤奋刻苦，熟读经书，忠实的信仰孔孟圣贤，希望能通过科举取士求得功名，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当时尊孔孟，用世必诗书”[1] p340。然而满腹经纶，有多方面的才能，被时人称作“真儒”、“圣人”、“活孟子”的他，却多次都落榜了，这使得他对于科考逐渐失去希望。正是对于科举制度的失望，使得陈白沙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展开了新的探索：“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1] 复赵提学签宪书这是成就他学术思想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次，陈献章思想的产生与其自身独特的求学历程有重大的关系，是他长期探索与选择的结果。陈白沙早年信奉程朱理学，并拜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吴与弼为老师，钻研苦读理学家的著作。陈白沙曾自述曰：“仆才不逮人，年27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1]所谓“未知入处”就是所没有从中得到收获。因此，陈白沙改变了程朱理学所固有的思维路向，强调主体的确立，“为学当求诸心必得。”强调主体的自觉性、自我选择性。以心

为主，这是陈白沙心学的法门，不管天地万物怎样变化，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始终都不会动摇，也就是所谓的“天地之始，吾之始。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而吾之道无所损。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增损于我矣。”[1]

最后，陈献章思想的产生与其家庭的影响息息相关。陈白沙的祖父陈永盛对于有关老子的书目特别喜爱，曾经仰慕宋初道士陈传之的为人。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这使得陈白沙在传统的理学之外，又接受了佛、老思想的许多方面的影响，被当时人称为“此见先生变通处也”。[1]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变通，而且是受家庭熏陶所禀承接受的重要的学术资源，但最为关键的是，陈白沙能够把他所接受的传统的儒学教育和佛老思想巧妙地加以融会贯通，从而产生出一种崭新的、独特的思想。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白沙之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正是在这些现实因素的影响之下，或者说，正是在作为个体的陈白沙与他所处的具体的现实环境的磨砺与刺激中，才产生了陈白沙的对后世影响深渊的学术思想。

二、陈献章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白沙的思想涉及哲学及教育思想两方面，其中哲学思想又包含了宇宙观和人生观两部分内容，而在教育思想上则有“先静坐，后读书；多自学，少灌输；循序渐进，领悟精意；学贵自觉，学用结合”的主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哲学思想。

（一）哲学思想

1.宇宙观

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如何运转不息的？字宙和人生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古代中外哲学家经常会议论到的问题。陈白沙认为:“天地间一气而己，屈信相感，其变无穷。”[2]云潭记这个说法，看起来与张载有相似处，肯定宇宙间充塞着的是“气”，而“气”由于“一物两体”，所以形成了事物的运动变化。白沙所谓的“屈信（伸）相感，其变无穷”，就是说“气”的本身具有屈与伸的矛盾，因而产生了变化无穷的宇宙运动。但是，白沙与张载字宙观的根本区别在于主张“道为天地之本”，[2]论前梦言侏视轩冕尘视金玉而“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究竟“道”是什么？白沙认为“道”是神秘不可形容的绝对精神。他说：“道至于可言，则已涉乎粗迹矣。”[1]与张廷实主事书又认为“道”与“物”不同，“物囿于形”，而“道通于物”；“物”是有形状可言的，“道”是“此理之妙不容言的”。“道”贯通于物之中，但道不是物。天、地、人之所以成为天、地、人，全赖“道”的主宰。明白说，精神产生物质，道是第一性，物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显然，这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再现，也就是精神产生物质。

2.人生观

白沙哲学思想的突出的特点是人生观。他的人生观与宇宙观贯穿一气，脉络相通。例如他说：“道无往而不在，仁无时而或息，天下何思何虑？”[1]与张廷实主事书按他的观点，“道”即“天理”，即圣人“仁”、“义”之德，自己如果能以“仁”为心，以“义”律行，随处以“天理”为旨归，那有什么可思可虑？这种涵养工夫有其哲学思想基础，正如张载说的“民胞物与”，自己浑然同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样，就可在处世行事上随处休认天理，做到“得志弗惊，厄而不忧。”[2]杂著·书法二程主张“诚则无累”，认为意诚就不会受到物欲得干扰，朱熹同此这种见解。陈白沙进一步发挥了涵养的精义。他提出“物我两忘，死生不相干”的超绝尘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