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民族志时间学派

反思民族志时间学派

在《写文化：文化的诗学与政治学》导言中，克利福德提出“任何‘他者’的版本都同时是自我的建构”，因此民族志是部分的真理，要承认民族志的诗学维度；在“论民族志寓言”部分，用《尼萨》的三种寓言式记录证明了民族志写作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寓言性的，因此要认可寓言，“无论如何，为文化遗失和文本抢救的田园诗寓言必须被改写”。但我认为抢救型民族志不能被取代和改写，因为能从其文本化的过程中找到文化多样性的智慧与力量，这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当今社会也是十分必要的一部分。当然，我十分赞同克利福德“民族志是混合文本活动”的观点，甚至更激进的希望怎么精彩怎么来。印象里的多数民族志都一板一眼、晦涩难懂，而林耀华先生用小说形式写就的民族志《金翼》是我初次接触民族学人类学时的一股清流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看来，用引人入胜的故事，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人类学思想，可能比干巴巴的所谓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更加有意义。民族志可以容纳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多种声音、多样形式的写作能否被社会和学术界接受，还是一个大问题。

《女性书写文化》可以说是对《写文化》女性缺席的一种控诉和文本行动，虽然有点偏激，但确实能够唤起同样作为女性学者的共鸣和反思，搜索我们的生活经历，存在同样的状况，比如读书的女博生这么多，为什么话语权却掌握在男生的手里？可能我们的民族学人类学注定是批判的，民族志文本注定会跟权利挂钩，因此我们要知道自己可能在为谁说话。

民族志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被建构出来的，带着为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就像莫斯用交换的道德结论解答经济危机引发的问题、米德为教育目的直面部落社会的谴责，民族志的研是通过研究“他者”绕道来理解“自我”，而研究者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研究变量。民族志不是终点，能够用起来活起来，实现知识转化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