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谐音生成机制探究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谐音生成机制探究

作者：邱彤村陈妍

来源：《教育界·C》2020年第03期

【摘要】汉语谐音研究多集中于对谐音现象的描写分类、汉外对比，并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社会文化及民族心理特点等层面进行分析，而从心理认知层面分析谐音生成机制的研究较少。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谐音现象进行剖析，探究其生成的内在原动力，并对当下流行的网络社交媒体语言中的谐音现象进行了分类和解释。

【关键词】谐音;激活;转喻;隐喻;生成机制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编号为 19YJ010205。

一、谐音产生原因的已有研究

1.语言学角度

汉语语音的特点为谐音的产生提供了语言学的必要条件。汉语的音节构成比较简单，在表达复杂丰富意义的时候，难免会有较多音同或音近的情况。这是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对语言经济性约束的表现，也是汉语谐音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语词汇的特点之一是一词多义现象比较常见，这为谐音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基础。利用谐音，可以把一个字或词的某一个义项与另一个字或词的某一个义项联结起来，从而使语义表达上产生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谐音具有很强的语用功能，增强诙谐、幽默、讽刺、调侃的效果，提高语言的表达效率，凸显语言的经济机制[1]。

谐音也被解释为构式压制或谐音压制，特别是对习语这种有固定结构的构式。利用谐音对习语中某一词汇单位的替换形成构式新词的表达越来越多被应用于网络社交媒体或市场广告中。因习语内部单位的替换造成的语义扭曲，构式必须改变生成的新构式中部分词汇单位的句法语义特征，使之与构式的结构与意义协调，因而要对扭曲部分进行压制，使其内部的词法或句法关系彼此兼容，而解读者也必须首先激活完整的习语构式图式，然后按谐音压制的语义内容复原出原型构式[2-3]。

2.民族心理和民俗文化角度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庸思想造就了我们含蓄内敛、擅长用婉转方式表达真实想法的语言特点。运用谐音，可以把直、露、透的语言用婉转温和的方式表达出来，不仅易被

接受，而且留给对方遐想思考的空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注重整体表达的思维方式，以及祈福求吉、驱俗求雅的心理，也是谐音产生的重要原因[4-5]。

3.社会角度

所谓有需要就会有存在。谐音反映了人们心理思维方式，有着特殊的表达效果，因此这种使用方式不仅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在现在的表达中也很活跃。广告语、网络媒体语、社交语甚至官方报道中都频繁出现各式各样的谐音现象。

二、谐音生成的心理认知机制

目前的已有研究雖篇幅不少，但主要集中在对谐音种类的划分方面，从语言、文化、社会方面对谐音产生的原因进行说明，而从心理认知机制对谐音探究的还不多。语言、文化、社会现象的原动力是人，人的心理认知是谐音产生的内在原动力。

1.已有研究

王希杰提出了“零度与偏离”理论来解释谐音修辞产生的原因，指出“零度”与“偏离”是相对而言的一组概念，具有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特点，二者代表不同的范畴域，即理论零度范畴和理论偏离范畴。人们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中，这两种方式都会用到，前者（理论零度）表现为最一般的、规范的、中性的、不带任何修辞手段的表达，后者凸显与前者的差异甚至是对立的形式表达（理论偏离）。偏离程度小时，一般不会引起信息交流双方的察觉或关注;偏离程度大到双方明显感觉到了它的存在，那么就会产生特殊效果。谐音修辞就属于后一种[6]。王希杰的“零度与偏离”理论把对谐音修辞的分析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理论高度，关注到了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为表达某种特殊语境下的特别意思而采用的特殊使用策略，但没有就这种策略的产生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刘大为从心理机制和语言机制的相互关系角度，对谐音修辞建构了描写和深入解释的分析框架，认为其产生的心理机制是主过程和随激过程中并行处理的双向激活机制。所谓主过程，是指有意识进行的，并按一定程序发生的心理活动;所谓随激过程，是指在主过程行进中由于某一环节的刺激而引发了心理联想的过程。当大脑对这两个过程采取并行处理时，会将主过程和随激过程整合在一个单位内，通过语音联系的触动，让激活的成分与主过程上相应的成分做语义上的关联互动[7]。刘文的研究指向了心理机制层面，阐述了心理机制与语言机制的联结运作关系，构建了谐音从发生到实现的心理操作过程，深入到心理机制层面，但是尚未进一步说明这种心理操作过程触发的原动力。而谐音表达产生的认知原动力是语言表达的普遍需要，不仅存在于汉语中，也存在于很多其他语言中。

2.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谐音生成机制——激活-转喻/隐喻机制

转喻、隐喻是语言表达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在语言上的重要反映。人类很多语言表达的内容和效果，大多与隐喻、转喻有关。

转喻在很长时间内都曾被视为隐喻的一个分支。认知语言学把隐喻定义为一个认知域通过一个参照点向另一个认知域的结构映射，或从源域（sourcedomain）通过参照点向目的域（targetdomain）的映射[7]。20世纪中期，认知语言学开始把二者进行区分，概括来说，转喻基于邻近性（contiguity），隐喻基于相似性（similarity）[8]。不论是临近性还是相似性，二者都基于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人们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在了解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也在对看似复杂杂乱的事物在认知上进行分类，形成不同的认知域。在不断形成的越来越丰富的认知框架内，这些不同的认知域存在着联系，人们从这些联系中发现了彼此之间的邻近性或相似性，这是转喻和隐喻发生的客观根源，从这个方面看，转喻和隐喻可以视为一个认知机制上的连续统。对谐音来说，就是某个语言单位或结构中的语言成分（喻体），通过音同或音近这个参照点，映射（或称“投射”）到另一个语言单位或语言结构的某个成分（喻标）上，通过认知域之间的联系作用，使得后者的某个义项（喻标）通达到前者（喻体）中，从而产生某种特定的语义通达效果。例如某知名网站新闻标题为：为建设美丽中国解“燃煤之急”。“眉”通过参照点“[méi]”映射到“煤”（喻标）上，为众所熟知的熟语“燃眉之急”提供了心理可及，其显现效果是把读者优先激活的心理词典“燃眉之急”从“眉”引导到“煤”上，说明解决排放污染的迫切性。王宏军以“杯具”—“悲剧”为例，运用隐喻和转喻的概念整合理论说明了谐音认知过程，概括为：音联—投射—概念整合—新显结构[9]。

但是汉语里很多谐音现象并非喻体和喻标同时出现，而是只有喻标没有喻体，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鸡不可失（炸鸡店广告）”“这一晚，无与伦比（周杰伦演唱会宣传语）”等等。这些谐音现象无论是生成过程还是理解过程，用映射解释都不免牵强，因为很难为映射的启动量找到动因。陆俭明在《转喻、隐喻散议》中对这方面做了讨论，他认为在人的认知域里，一个认知域可以激活另一个认知域。不同认知域之间首先不是投映射关系，而应该是激活关系，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联想关系。

我们认为陆先生的观点更为准确合理，也更能把谐音的认知机制解释清楚。上文例1中，“晴”通过[qíng]首先激活音同或音近字“清”“请”“青”“箐”“情”，这些被激活的备选字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大脑对其进行扫描，根据特定语境下对表达效果的需求，筛选并锁定目标“情”，然后搭建语义联结，把“情”之意映射到“晴”之上，实现谐音转义的表达。例2中，“鸡”通过音[jī]以及其特殊的成语结构，叠加激活了“机不可失”，叠加激活加快了目标的锁定，映射遂即完成。“鸡不可失”的谐音运用，既突显了事件“机会”，又突显了事物“炸鸡”，可视为相互映射。例3中，从广告创意者角度，“周杰伦”的“伦”[lún]激活成语无与伦比，将该成语“没有其他可与之相比”的意义映射向“周杰伦”的“伦”，以传递出周杰伦演唱会非常棒、值得去的表达效果;从消费者角度，成语“无语伦比”的含义首先被激活，然后通过“伦”的同字同音，映射向周杰伦及其演唱会，激发消费者的期待，引发消费冲动，与广告创意者的意图实现吻合。认知域的激活-转喻/隐喻机制是谐音认知机制生成的原动力。

人们所处的客观世界既存在普遍联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客观世界的多变性和丰富性，通过人们的感知也会作用在认知域联结的扩大化和丰富化上。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与人的交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