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试述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梁漱溟作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一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会通中西，统领古今，探文化之源，索文化之本，解文化之变，求文化之路，建构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文化哲学体系，为我们今天重塑文化运作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梁漱溟倾尽全部心力构建他的文化理论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

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标签：梁漱溟；传统文化；西方文化
五四时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陷入危机漩涡之时,中西文化论争激烈之际。

在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处于主流态势的学术背景下,把为“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作为人生目标的梁漱溟,以独到的思维体系、方法和宽泛的考察视角对中西文化及其关系加以审视,提出了个性鲜明的中西文化观。

正因其文化见解与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指向在某种程度上相悖,使其在众多思想家中脱颖而出,被视为当时国内学术思想界颇具争议的文化人物。

一、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论证思路
当各家各派为中西文化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梁漱溟没有随波逐流地追随某一派,而是在文化论争的波澜中大胆地提出其对文化的独特见解。

他强调必须在整体意义上以全人类文化为背景进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把一家文化中的地位、关系、前途、希望统通表定”清晰,并为其在文化总关系中求一个适当的位置。

他首先从文化的概念出发,认为“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即精神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就是说,文化是由生活决定的。

然后,由生活引出一种非物质的东西——意欲,认为意欲是生活的决定因素,根据意欲得到满足的程度推出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

从这三大问题中引出了人类生活的三大路向:其一,向前面要求;其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其三,转身向后去要求。

以三大文化路向说为依据,对东西文化进行考察,比较各文化的特异色彩及其根本精神的差异,最后对世界未来之文化进行预见,并提出在文化问题上“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

梁漱溟正是沿此思路,把中西文化置于相互比较的状态中,由外向里,再由里向外,由“面目”到“根本”,再由“根本”到“面目”进行系统的考察,在此基础上,他对世界未来文化做了大胆的预测,即“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

这就是梁漱溟自认
为为中国文化指明的光明路向,是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

二、梁漱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阐释
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佛教的唯识学以及中国儒家哲学为理论后盾,梁漱溟按其“一往一反”的“四步的讲法”,对中西文化加以整体而细致地考察。

在权衡比较
中,他认识到,中西文化是所走路向完全相异的异质文化。

笔者拟从文化内容、思维方法、价值取向与发展趋势四个方面对梁漱溟关于二者之间主要差异的论述加以概括。

(一)文化内容上,西方文化崇尚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崇尚艺术与尊卑。

梁漱溟认为,西方在学术思想上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色彩，在社会生活上也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色彩。

这两样东西是西方文化的特别所在,亦是西方文化的长处所归。

由于具备这样一种特别的精神,使西方文化有了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与学术思想上严谨的科学方法。

中国人缺乏对外在自然世界征服的意识与激情,取而代之的是安分知足、随遇而安。

(二)思维方法上,西方文化用理智,中国文化用直觉。

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中,梁漱溟引出了“现量”、“比量”与“非量”,分别指感觉、理智和直觉。

理智以外在世界为认识对象,其目的在于求真,且需要一个思考、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直觉以人的道德本性与事物的美感为认识对象,其目的在于求善求美,但它“所得到的意思是一种‘本能的得到’,初度一次就得如此的意思,圆满具足无少无缺”。

梁漱溟认为,西方哲学主要成就在知识论上,而中国哲学主要成就在人生哲学上。

这决定了西方哲学认识的对象是自然世界,其思维方法是理智。

中国哲学认识的对象是生命世界,其思维方法是直觉。

(三)价值取向上,西方文化主功利,中国文化崇尚的是一种不计较的生活态度。

梁漱溟认为,西方理智的活动太盛,这种理智要求人向外用力,因而使其在物质、思想与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但同时亦使其在价值取向上步入了极端功利主义的误区,使西方人与人之间事事都要计较利害得失。

中国以直觉的活动为盛,追求的是孔子所谓“仁”的生活,即是一种一任直觉、随遇而安的生活。

此种生活使中国人养成了一种“不计较的生活态度”,人与人之间不计较利害得失,这就是“顺着我们的本性去走”的合理的生活态度。

在此价值取向的支配下,中国人虽然在物质文明、思想与知识领域无法与西方并驾齐驱,但其与自然浑融、对物质生活从容享乐的态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礼让相待之态度,与西方相比可谓是真正的胜利。

(四)发展趋势上,中国文化将继西方文化成为最近世界未来文化之复兴。

梁漱溟认为,人类面临着三大问题,分别对应西中印三大文化路向,而且“最妙是随问题的转移而变其态度——问题问到那里,就持那种态度”。

他认为,西洋文化的胜利在于与人类目前的问题相适合,但此文化在经济现象与学术思想方面已发生了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相契合的某些“变迁”。

三、梁漱溟对中西文化差异之态度
梁漱溟以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及视角对中西文化加以系统深入的比较与考察,是以为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从而为中华民族打出一条活路为终极目标的。

如何透过这些差异评价中西文化?如何处置这些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寻到中国文化的新出路？对此,梁漱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视各文化价值为平等,排斥文化之间好与坏、优与劣的评判标准。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都各具特色,有着各自极强的民族特征,二者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在两种文化之间分辨好坏、优劣既无可能性,又无合理性。

二者之间无法断定孰高孰低,他们只存在性质之异,其价值在天平称上是等重的。

(二)科学、民主与儒家文化相结合,开辟中国文化的新出路。

梁漱溟指出:“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节节的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

是已将枝叶去掉。

要向咽喉处去著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此时间到根本,正是要下解决的时候,非有此种解决,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可见,在他看来,文化问题在中国不是“轻”的、“缓”的,而是“重”的、“急”的。

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有三:西方化,东方化,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

而三者之中,只有东方化的道路才走得通。

四、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评价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浪潮汹涌激荡之时,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之际。

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根本性质不同,但无价值差异,无好坏优劣之分,亦无调和之可能。

然而,在三期文化重现说中,他又认为中国文化是比西方文化更进步的早熟文化,预示世界最近未来之复兴文化必将是中国文化。

为实现此复兴,必须使中国原有文化与西方科学民主的合理因素相结合。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理论是在其当时的时代、家庭、知识结构、学术环境等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对于其中的不足之处,我们应在严格考证揭示的同时以宽容的态度予以理解。

梁漱溟的文化见解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指向之间存在客观上的冲突与差异,但这种冲突与差异却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因而,笼统地把其归入顽固封建派的行列,置于新文化运动的绝对对立面是有失合理性的。

在为中国文化开辟新出路时,他没有完全地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血脉关系,主张在旧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这是非常可贵的。

这些对于我们今日如何认识文化及其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解决新时期的文化问题,加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而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2]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