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魏源的军事思想

评魏源的军事思想
选自1976年1月29日星期四第四版解放军报
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薛军事基地北京卫戍区某部门郑文
一八四○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由此开端。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在对待英军侵略问题上，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抗战派同以直隶总督琦善为一方的投降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魏源力主抗战，反对投降。

他写诗热情歌歌颂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搞英斗争，亲赴宁波军营审讯英国战俘，又到定海前线察看地形，总结战争经验，表现了一个反侵略的的爱国志士的战将风采，不愧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我军事思想家。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县金滩（今属隆回县）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死于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

早在鸦片战争线索，他就主张改革弊政，坚决禁止鸦片，认为只有“变古愈尽”，才能“便民愈甚”。

战争爆发后，他毅然以“振国威，安边境为已任”（陈澧：《东熟集》），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迅速投入这场可歌可泣的民族自卫战争。

魏源在深刻认识和总结鸦片战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还非常重视对古代法家军事著作，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研究。

他发愤著书立说，写成了四十万字的的《圣武记》和一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下面引文凡不注出处者，均见此二书），在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文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长技，其目的是为了抵抗侵略，富国强兵的进步主张，并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以甲兵止甲兵的”战争观，“以守为战”的战略防御思想和“兵在精不在多多”治军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法家的军事思想。

“以甲兵止甲兵”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英国政府就加紧向中国进行鸦片战争侵略。

而清朝政府里的投降派，就是英国殖民主义鸦片侵略的帮凶。

他们从上到下，吸烟、贩烟，借鸦片走私直接渔利。

他们的利益和侵略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英国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又将这些家伙吓破了胆。

这使他们根本不敢和侵略者作斗争。

战争一爆发，他们不是去揭露敌人，而是竭力为侵略者开脱罪责。

道光、穆彰阿、琦善、奕山、奕经这些家伙为了讨好殖民主强盗，竟丧心病狂地把造成鸦片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林则徐的禁烟斗争。

他们胡说什么“夷兵之来，系由禁烟引起”（《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明）甚至无耻造谣说“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至）激变”（同上）。

道光还下“谕旨”指责林则徐说“英夷船只，沿海游弋，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森徐办理不善之所致。

”（同上）他给林则徐先是扣上“办理不善”、“误国病民”的罪名，声言要“严加议处”（同上）,接着就把林则徐革职，后又充军新疆。

对于投降派的侵略无罪、抵抗侵略有罪的卖国主义逻辑，魏源非常气愤。

他为了明辨是非曲直，伸张正义，明确指出：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主义鸦片侵略造成的，鸦片贸易“岁耗中国数千万计，竭我之富，济彼之强”；“西洋各夷，岁叨中国茶、黄磁，丝之益，反报以鸦片之毒”，“而夺人家园”，真是可恶之极！他还说，如果不马上禁烟，那就会象林则徐之所说：“国之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因此，他认为林则徐“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大力进行禁烟斗争，是完全正当的，无可非议的。

为了痛斥投降派，魏源还以非常通俗的比喻，明确回答了究竟谁挑起战争的问题。

他说：“西文强盗的鸦片侵略，好比“强邻恶少，日设赌博于门，诱我弟子，匮我基业，败我教化，一朝绝不与通，攻门索斗”。

可见，鸦片战争就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我国禁烟为借口而进行的“攻门索斗”，就是地地道道的侵略战争。

在鸦片战争中，投降派不仅竭力美化敌人，而且在侵略强盗面前，卑躬屈膝，妥协退让，幻想以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求得苟安。

琦善之流，一到广东就对着洋人低头哈腰，“一
切力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

他们首先欲杀抗战有功的将领，造成“兵心解体”，继而“撤散壮丁数千，于是水勇失业”，“又”撤横挡水中暗桩“，破坏了林则徐在广东为迎击英军而准备的全部防御设施。

然而，侵略者是向来不给投降派赏脸的，殖民主义强盗不但不就此止步，反而得寸进尺，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

对投降派的各种卖国行径，魏源用鸦片战争中事实，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他强调指出：林则徐面对侵略，严阵以待，结果“英人自是不敢驶近海口”，广东义民在三元里“围夷尊，斩夷帅，歼夷兵”，“又杀其洋官洋兵于澳海中”，而侵略者却“不敢入市广州”，也“不敢报复”；而琦善之流推选投降主义路线，他们“自广东主款撤防”，使英国侵略者得以“虎门，围省会（广州），而夷始肆然无忌矣”，后来敌人“再破厦门、定海，驶宁波，而益无忌矣”，再破乍浦、宝山、上海、驶入长江，而益无忌矣“，最后导致了反侵略战争的失败。

魏源据此断言，”外夷唯利是图，。

唯威是畏“，必须坚决斗争，使它有可畏怀”，才会“俯首从命”，在“甲兵之世”，只有“以甲兵止甲兵”，才是唯一的出路。

鸦片战争结束后，投降派就迷信与侵略者签订的南京条约，又沉溺于醉生梦死的生活，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魏源却完全不同。

他总结了鸦片战争的沉痛教训，分析了殖民强盗的侵略野心，认识到：他们“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盯相度，思朘其精华”。

而“夷贪恋中国市垖之利”，绝不肯与我绝交不往，今后“则非海战不可也！因此，他告诫人们，决不要因为同侵略者签订了一纸条约就放松警惕。

他说：“既款之后如之何？日：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款。

”并大声疾呼：“既款之后”，“严武备”，“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中国的铁的事实，都证明魏源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以守为战”
在魏源的军事思想中，战略防御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首先研究了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特点，认识到：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仪仗他们先进的军力和经济力，为了掠夺的需要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不同于过去沿海地区的海盗骚扰。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守得住，并在守御不断消灭敌人，才谈得上向敌人进攻，直到胜利。

魏源的战略防御思想，突出表现在“诱敌”二字上。

一八四一年五月，广东三元里人民把侵入广州的侵略军千余人，诱入我重重埋伏的牛栏岗地区，“分伏散战”，四面包围，打得敌人“舍命突围出，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戳，乞命之声震于山谷”（梁延：《夷氛闻记》）。

魏源对于三元里人民实行的“诱船敌”方针十分赞赏，并重视在战争实践中加以应用。

当英国侵略军再犯浙江时，在裕谦幕府筹划浙江防务的魏源，就大胆提出放弃定海，把敌人放进来打的主张。

他明确指出，守定劣绅“下策”，因为它“孤悬海中”，是“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必须“弃定海”，“守宁波”，“佯退针镇海”“诱入之”。

但是，这种正确主张却没有被当权者所采纳。

这些人从单纯防御出发，死守定海，结果力战不支，不仅定海不过，而且使敌舰得以入长江，攻至南京城下。

对比两种不同的打法，魏源认识到，要想制服敌人，“必使敌失其所长”。

“英夷所在长在海，待诸内河，待诸陆岸，则失其所长”。

“夷稻横行大洋则有余，深入堂奥则不足”，而我国火舟所长正相反，“驰骋大洋则不足，犄角内河则有余”。

所以他主张“诱敌深入内河”，然后加以收拾。

关于实行“诱敌”方针的好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作了生动的描述。

他写道：敌人大船入内河后，只能“鱼贯”前进，不能下棋那样四面布开。

我们先选择河流“浅狭要隘”地方，“沉舟絙筏，以遏其前”，两岸“沙垣大炮以守其侧”，再在河流下游树桩筏“以断其后”，然后水陆并进，“首尾而攻”，甚至连“回炮攻我”的机会都没有了。

如果敌人分兵登陆、绕锦囊睥话，那么预先挖掘的暗沟可以“截其前”，层层埋设的地雷可以“夺其魄”。

，敌船只有向下游拼死。

但是，在他们“豕突冲窜”的“片时之间”，“我火箭喷筒已烬其帆，火罐火斗已伤其人，水勇已登其舱，岸上步兵又扛炮攻其后，有不聚而旃者乎”？所以敌船如一旦闯入内河，就陷入了灭顶之灾，成为“槛笼中物”，“能入而不能出”。

但是，魏源这咱“以守为战”、“诱敌”的方针，。

却遭到了投降派厚颜无耻的攻击。

他们煞有介事地说：“诱敌”就是“纵贼入庭”，必然“门户失守”，“民心惊慌”。

魏源理直气壮加以批驳：所谓“诱敌”好比：“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而后纵其入险，非开门揖盗之谓也”。

这是一种“以纵为擒”的“兵机”，根本不是什么“门户失守”。

同时，他又以三元里人民重创侵略军的辉煌战果，责问投降派：“三元里非内地乎？若非夷兵登岸肆扰，安能成围奠截敌之举？”事实证明，那些嘴里叫喊要御敌于“外洋”的家伙，在鸦片战争中才真正是“揖盗开门撤守军的”（魏源：《古微诗堂集》，以下所诗句均见此书）的卖国贼。

魏源的战略防御思想，还包含有持久战的意思，这是颇有战略眼光的见解。

他说：“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要“守急而战缓”。

为了在相持中不断地消耗敌人，他提出要“坚壁清野”，认为这样“我能害敌，敌不害我”，国为敌“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补，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篷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柁舱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水潜攻暗袭，不能安泊”，他们“放一弹少一弹”被“杀一夷少一夷，破一船少一船”，而我军所到之处地，“接济策应”却源源不绝。

这样在持久中会造成“逸待劳，饱待饥，众待寡”的有利于我不利无敌的局面，确有把握消灭侵略者。

魏源从反侵略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种“以守为战”、“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正确的军事主张，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当时有个名叫鹫京的毅堂的日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遍了我“战国以降至明清兵家之书”“不止数百部”，但因为“时势之变，而兵法之不可一定”，所以感到这些书“求其取以用于今日者，仅仅而已”。

后来他从一个权贵之家看到《圣武记》进，感受就不同了。

因为该书的作者魏源亲身经历了“鸦片之变”，“英夷入侵之情状，得之乎耳目之所及”，“悉其形势”，“详其机宜”，“故其所论颇切于时势”，对日本十分有用。

因此，他把《圣武记》的《城守篇》、《水守篇》、《军储篇》、《武事余记》等加以辑录，取名为《圣武记要》，于一八五○年刻印出版。

他在序言中对这部著作作了高度评价：“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它的实用价值“倍乎《孙》、《吴》”，并提醒人们决不要因“是篇之晚出而轻之”
（以上所引鹫京毅堂原文均见《对武记要序》）。

“兵在精不在多”
为了适应反势力战争的需要，魏源非常重视建立一支能守能战的“精兵”。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清政府的绿营和水师腐烂不堪，臃肿而无战斗力。

绿营平时从不练习骑、射、击、刺、只知道鱼肉百姓，到战时“步行四、五十里即足肿”。

水师的状况更糟，他们靠走私鸦片为生计，以吸食鸦片为嗜好，战船则终年“停泊不常驾驶”，“风浪无从练习”，更不能指望它去匹敌洋船。

至于那些号称“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的领兵“将帅”们，更是一引起十足的饭桶。

这些家伙除了精通吃、喝、玩、乐之外，对军事则一窍不通。

他们以梦中见闻定“战机”，甚至以《封神榜》中治“左门邪道”的方法，来对焦敌人的洋枪大炮，真是可笑又可悲！这样的将领带领的军队，一遇侵略军就必然不战自溃，既不能守，更不能攻。

对现象，魏源是深恶痛绝的，他定了很多政治诗，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他指斥这批“养豢百年”的权贵“生长承平扣画筝，几闻铁马戈声”，在没事时候，空谈打仗，都是些“好叶龙”。

一理侵略者入侵，他们就慌乱异常，手足无措，吵吵嚷嚷，一筹莫展，“争战争和各党魁，忽盟忽叛若棋枚”。

到了战场，这此些“扬威将军”们，“指挥犹执金如意”，现出纫祷袴子弟的愚蠢相。

当敌人逼近“雷炮江口震天来”，他们就狼狈逃窜，不成样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家伙竟纵容部下，以“剿夷”为名，行害民之实。

乘百姓逃难之际，浑水摸鱼，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使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江北火光赤如血，江南涛色暗如墨。

炮声未动涛志蹙，中有沉沉万家哭”。

魏源怒斥这支反动腐朽的军队，主张精兵。

他说：“兵在精不在多”，“冗兵明减十万，
则精兵暗增十万”。

他提出要从敞地区招募招募勇敢善战的人，重建一支“水陆各半”的“精兵”。

同时，他从“士必用而后见，才必练而出\”的活动家观点出发，主张对这支军队进行“昼夜训练”
，“水战则火器火艇，风浪出没，陆战则拨击节制，营垒森严”。

特别是对水师，魏源认为要更勤学苦练，平时要“以粮艘由海运，以师艘护海运”，使“师船无所巧遁，而必涉大洋”。

这样他们的练习“不敢不熟”了。

但是，要造一支能攻能守的“精兵”，魏源认为“筹饷后贵用才”，关键还在带兵的人。

那么按什么标准去挑选将官呢？当时，清政府的当权派继承了儒家的用人路线，只要是宗室、贵戚，就“不择其人，泛然以用”。

魏源则竭力反对这种做法，主张“选武将之法，即寓于练兵之中”，水师的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

他的这些主张，继承并发扬了法家“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的“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

接着，当年源告诫带兵的将帅们：“兵贵纪律”，“凡破军擒敌之道先在自治”，因此“治军如治国”，必须使士兵“人从知军法军情”；同时要“赏不遗贱，而罚不赀贵”，做到“赏罚严明，将士用命”。

他认为如果能这样严格来管理军队的话，那么就就能够“兵过境不犯兵过境而民不知役”。

这种带兵的人才算是“能治军”、“能破贼”的将帅。

魏源建立“精兵”的主张，不是孤立的，是和他的“民力可用”的思想的体系相联系的。

投降派的在鸦片战争中，竭力维护一支“冗兵”，则恰恰是他们“诬义民为顽民”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

投降派大叫“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防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诬蔑抵抗侵略的广东人民是“无赖之徒”，是“汉奸”。

魏源则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满怀激情地写诗歌颂浴血奋战的三元里人民：“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

同时，他还以“广东之斩夷奠，捐夷舰者皆义民，两擒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变主民”的大量事实，严词驳斥了投降派“诬义民为顽民：谬论。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魏源作出正确而明晰的结论：“各省这勇民，原足充各省之精兵，练一省之精兵，原足捍一省之疆圉”。

魏源的军事思想是很丰富和宝贵的，有不少观点到今天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应当指出，魏源出身于地主家庭，他和历史上其他法家军事家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他的军事思想也深深刻上地主阶级的烙印。

他的“民力可用”的观点，说明他在反侵略这一点上和人民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他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表现为他一面主张利用民力抗战，另一面却又害怕人民，主张对于由渔民组成的海上水勇必须加以提防，要“严节制之”他甚至提出“以毒攻毒”，企图通过反侵略战争来消除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力量。

因此，对于魏源的军事思想，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能简单地用它来套我们军队的情况。

这样，我们研究古代和近代的军事思想，才能正确地贯彻古用今的原则，从中吸取对于加强我军战备训练，搞好部队建设，争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的有益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