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

摘要：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翻译文学初露端倪，参与了汉语语言系统的创新，在推动汉语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本文从五四运动产生的背景着手，简要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及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对五四运动的影响；阐明了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心地位的情况，并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文学革命运动、完善汉语的需要三个方面论述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同时提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翻译中采取异化方法和英汉语言结构区别的现实。

关键词：五四运动翻译文学欧体化

一、五四运动产生的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家。然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部分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从中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其后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新的政治体系，为文化变革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辛亥革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的文化危机愈演愈烈。亲眼目睹这些失败变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任何变革都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必须展开一次思想领域的文化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社会陷入了对自己文化的反思，推进了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交流，因此催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毋庸置疑，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也促进了五四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逐渐成长、壮大，获得了比以往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崭新的思想解放潮流。

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虽然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制度昏庸、文化腐朽，但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也可以实现解放、发展和富强。这是十月革命给予我们的启示，如今俨然得到了掷地有声的证明。由于思想观念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多领域与帝国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抗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俄国宣布放弃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号召用全新且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一行为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好感”，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俄国士兵、工人、农民等群众发动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事实，鼓舞了中国先进分子，给予了他们关于革命方法的启迪，引发了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深入思考。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但我们也无法忽视李大钊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这一事实。

二、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

回眸历史，在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翻译文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却饱受冷漠。人们用浓墨重彩的一笔描写鲁迅、郭沫若、梁实秋等知名作家兼翻译家的原创作品，而其翻译作品并未得到相应的彰显，却一笔带过。此外，受封建王朝社会制度的影响，与泱泱大国、文化霸主思想观念的相关联，译者们在翻译作品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民族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及语言发生巨大转变的阶段。这一时期文言文被打倒，白话文还处在稚嫩时期，此时中国文学处于断层阶段。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的理论指出，处于不同位置的不同次级系统之间通过不断的斗争变化会构成系统的共时状态。也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内部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当中。由于系统中阶层不同，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多个。多元系统的实质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符号系统，在这一结构中，各个系统中的阶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互相交叉、互相依存又部分重叠。同时，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一国的文学出现重大转折，危机或文学真空时，翻译文学通常会走向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作为构建新思想文化体系的媒介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

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翻译文学会积极参与文学系统的变革，并传入很多创新的力量，与本国文学不再存在明显的界限，也会引导作者与译者的创新，不断引入外来文化。这样译文的“充分性”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译者会采用异化与直译的方法，保留原作的风貌。因此，翻译文学的欧体化程度也大大提高。

三、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

翻译文学系统是较为庞大的文化系统的一个分支，文化系统中还包括政治、经济、语言、意识形态等方面。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能够走向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是其与其他系统不断竞争的结果。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

1.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

五四运动前期，中国社会混乱，缺乏统治中心。曾一度占据中心地位的政治系统被迫走向边缘，而其他处在边缘位置的系统乘虚而入，相互竞争，最终翻译文学获得了多元文化系统的中心位置，参与了整个系统的重构。与此同时，中国封建思想逐渐没落，走向了意识形态系统的边缘。由于五四运动，西方各国新思想被引进中国，人们需要的不再是“天朝上国”、“地大物博”、“高高在上”、“沾沾自喜”的保守顽固的观念、消极萎靡的状态和故步自封的思想。经过激烈的竞争，最终马克思主义思想取得胜利，占据了中国意识形态系统的中心位置。现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认同，打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

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也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识。体现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认识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错误的认识会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人们的实践活动要符合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百姓剥削压迫的落后腐朽行为。毫无疑问，文学是传播范围最广、最能打动人心的方式，因此传播新思想的重任就落在了文学身上。文学革命者们力图以新文学为载体，完成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因此，五四运动时期的各大报刊文章都表现出改革社会意识形态的理想与抱负，例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都对新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刊物上，翻译文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和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政论文章，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诠释了剩余价值学说，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文学革命运动的需要

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在中心位置时，翻译文学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这意味着译者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文生搬硬套在现有模式当中；相反，译者即使打破本国的传统也在所不惜。”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大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原文的风貌，因此欧化程度很高。又因为当时白话文刚刚开始发展，文学思想理论并不完备，而欧化的翻译文体为新的文学形式和内容提供了借鉴作用。以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为例，1973年鲁迅的译本中有一句译文为：“两人贪婪地吸了没有盐的刁弥沙。一看见乏透了的可怜的毕加的模样，美谛克总不得不记起曾使他们醉的坐在幽静的苇荡旁边的那娴静的爽朗老人的形象来。毕加就好像用了自己的压碎了似的神情，在映发没有休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