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综述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综述

作者：刘浩田励平周玉梅王亦明

来源：《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年第13期

[提要] 本文明确京津冀一体化的内涵，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切入，对中国知网期刊库2015年期刊进行京津冀篇名检索，选取有代表性的30篇论文论述研究进展。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产业转移；升级

基金项目：2016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SQ161102）；秦皇岛市社科联项目、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委托课题阶段性成果：“秦皇岛市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2014WT040）；秦皇岛市社科联项目：“农村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201306126）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3日

回顾京津冀从协调发展到协同发展的变化历程，可以了解到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官员，都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有着逐渐深入的认识。通过解读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笔者认为中央政府推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分三个方面：（1）京津冀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如何进行产业转移、升级；（2）京津冀各自发展呈现明显梯度，如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3）政府之间呈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竞争局面，如何改善。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中国知网期刊库中2015年期刊进行京津冀篇名检索，选取有代表性的30篇论文进行综述。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涵

吴良镛、毛其智（1994）认为，解决北京的城市综合负担过重问题，应从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着眼。由此，给出了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解决北京“城市病”问题。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强调，京津冀明确定位，协同发展，完成两大任务：（1）缓解及解决北京“城市病”；（2）扩大北京中心及天津次中心的扩散效应，带动河北、天津共同发展。由此，给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全面内涵。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进展

（一）京津冀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如何进行产业转移、升级。李玉涛（2015）从城际轨道交通、通勤交通、港口、疏港通道、高速铁路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角度，指出实现京津冀一体

化，先要实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一体化。王曼怡等（2015）通过分析金融支持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从理论上明确了京津冀地区金融协同对推进地区产业转移、升级的必要性。张峰等（2015）同时分析出充足有效的资金支持、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和科学合理的金融监管，是支持产业转移和承接的有力保障。邬晓霞等（2015）和谷瑞等（2015）进一步测度了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程度，总结出采取自上而下方式，推进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的结论和具体措施。除了产业转移、升级的保障研究，臧秀清（2015）同步地从功能区分的角度规划三地进行产业转移的定位与特色。马俊炯（2015）则更有说服力地从定量指标分析出发，提出京津冀三地依靠工业内部结构差别，继而，通过测算潜力值，结合地理位置，将京津冀区域13个主要城市分为核心区、紧密协作区、联动支撑区三个等级圈域，各圈域以不同定位在京津冀产业转移、升级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孙久文、姚鹏（2015）还利用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制造业平均集中率指数、sp指数测算了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制造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得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北京应该充分发挥其人才、技术、信息齐备的首都优势，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天津则应发展成为创新产品的实验和制造基地；河北省成为协同创新共同体的产业化基地。

更加具体的，孙芳等（2015）通过应用区位商、生产规模、产量、产值的比较分析表明：河北省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农副产品主产区，其农产品供给京津两大城市人口消费具有优势条件，从而提出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中，构建农业生产、流通、加工、销售、服务和消费区域新型农业产业经营一体化体系。刘雪芹、张贵（2015）通过比较分析京津冀三地产业创新要素和创新环境，继而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产业协同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北京产业协同创新整体能力强，天津产业升级方面能力较强，河北省总体效果较差。因此，三地应走“强点、集群、组链、结网成系统”的产业协同创新路径。类似的，石林（2015）设想了京津冀产业协作发展应以技术“进链”、企业“进群”、产业“进带”、园区“进圈”为主线，以“缺链补链、短链拉链、弱链强链、同链错链”为思路，形成“项目带动、企业拉动、集群驱动、产城互动、区域联动”的新格局。聂巧平等（2015）从区域环境治理创新机制出发，寻找京津冀产业升级、转移的路径。吴康（2015）利用人口数据，从城市群职能分工角度指出，京津的产业升级、转移相对明确。河北省大部分城市职能分工尚不明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姚峰等（2015）强调，在产业承接中，河北省应遵循坚守生态底线的原则，构建低碳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明确去重型，再加工化的发展路径，绕过同构竞争。薄文广、陈飞（2015）提到，如何在京津冀区域进行产业转移、升级是一个长期的宏伟目标。主要原因在于京津冀产业的相互依赖性和上下游关联性较少，很难形成产业互动，也无法通过产业关联、产业协作、产业融合而达到利益互惠。

（二）京津冀各自的整体现状呈现明显梯度，极化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贾琦、运迎霞（2015）从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四个层面，运用熵值法和多目标线性加权法，得出2000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呈现出京津冀的梯度排列，从经济城镇化入手实现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是可行的措施。王少剑、方创琳、王洋（2015）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客观复杂动态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交互胁迫关系和动态耦合应用，预测京津冀地区的城市

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的两种类型，从而为京津冀区域极化效应的改变提供理论支持。鲁金萍、杨振武、孙久文（2015）借助中心职能强度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进行中心城市等级划分，对城市群内部各等级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综合分析和测度，发现城市间经济联系多集中在北京、天津、廊坊、唐山几个点之间，石家庄对省内城市的扩散作用弱，河北省内城市之间联系松散，京津冀城市群联系存在明显极化效应。在大量实证证据面前，杨崇勇（2015）指出造成河北省与京津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差距大。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要实现扩散效应作用，应该把拉平京津冀的政策差距作为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臧维等（2015）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解决好要素单向流动的极化难题，要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探索，其中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资金支持是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方向的关键资源；高新技术产业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是推动协同创新的核心资源。陆大道（2015）在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后，指出三地资源流向更多受政府政策干预，很难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他认为，通过将北京定位为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中心城市，是实现环境治理、要素重新配置的有力措施；天津定位为华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河北省定位为以资源为基础的中高制造业和农业，从而解决同构竞争、资源单向流动的现状。程恩富（2015）认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中消除北京市的极化现象，需要极其倾斜的政策让河北地区尽快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体而言，王辉等（2015）认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利于实现中心城市资源的扩散，从而有利于消除京津贫困带，促进京津冀有效融合。

（三）政府之间呈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竞争局面，如何改善。臧秀清（2015）认为建立区域合作协调体制与机制作为多方利益共享及分配机制的组织保障，是政府协调的关键：即形成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的由上至下，由中央至地方的多层合作机制。杨开忠（2015）进一步提出将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作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优先领域，强调对北京市全面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填入“四个服务”考核，从而改变京津冀政府间利益竞争的局面。也有陈璐（2015）强调内因：河北省科技“末位意识”和“有没有科技支撑无所谓”的观念深入人心，“口头上重视、思想上忽视、行动上无视”已成为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实践。因此，必须改变观念，借力北京的科技优势，与天津进行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合作。同时，肖金成（2015）总结了“一轴两带三成四区五群”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为京津冀政府间竞争合作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祝尔娟（2015）也指出城镇布局、产业布局、生态布局、交通体系以及重大跨区域项目等规划，应在中央层面做好京津冀区域规划的顶层设计，避免无序竞争。匡贞胜等（2015）从边界效应转化的视角，提出摒弃地方政府干预，建立市场、中央政府、次区域合作组织联动的传导机制。张瑞平（2015）认为，破除囚徒困境的体制与制度障碍，需要建立国家发改委牵头，以各行政区行政长官参加的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联席会。陈兰杰（2015）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推进机制的角度，提出区域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是破解政府博弈困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

三、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