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学新史学历史意义论文

梁启超史学《新史学》历史意义论文梁启超史学《新史学》历史意义论文

《新史学》的另一种历史意义

【摘要】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发表，无疑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历史意义，而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也只是就这方面来探讨，在这种学术上的历史意义之外的价值和意义却是甚少提及或为大家所忽略。本文针对这一情况，探讨了其在思想史上伟大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史学《新史学》历史意义

甲午战争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中华民族再次面临更加深重的民族灾难，国家主权进一步沦丧；1898年“戊戌维新”以“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的悲壮流血而惨烈失败。这两大首尾相接的历史事件是梁启超先生创作《新史学》①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背景的历史坐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怎能不促使国人反省深思：国家的希望何在？民族自强的出路在哪？寻找这出路的方法是什么？

怎样去寻找出路？这一连串的疑问成为那一特定时代国人日夜思

虑的问题。他们开始反思自身，从自身寻找存在的问题。

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新史学》的发表

人对事物的认识必经过一段过程，先知先觉的历史人物也是如此，作为参与和领导戊戌维新运动的梁启超先生更是如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维新运动的失败教育了国人，也教育了包括像梁启超此类先进的国民知识精英。国民的思想不破除腐朽的封建禁锢，国家何来希望？国家怎能立于地球之上？

史，历来为国家的鉴本，历来国家的兴衰，必载于史；人民欲晓国家的过往，必求于史。梁启超这位毕生都在探求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先驱人物也终于注意到了“史”中的伟大力量，并试着将蕴于这伟大力量释放出来、解放出来。“史界革命”②遂即爆发——“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902年，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于《新民丛报》上发表。在该文里，梁氏入木三分地痛陈了传统史学的弊端，即所谓的“四弊二害”③之后，从世界人类社会进化的观点重新给予了“史”以全新的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不正是中国史学所苦苦追寻的“史”吗？是的，这正是。然而，这又仅仅是梁公所要的东西吗？笔者认为，不这么简单，如果后来者再仔细体味一下其在其波浪壮阔的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时，就更能明白梁先生的良苦用心——非为史学而为史学。当然了，伴随着这史界嚆矢的诞生，一个全新的历史表达时代还是被开启了。

二优化有机的组合：“内容”大于“形式”

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发表及其发表后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不仅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大批梁启超先生思想追求的同道中人的回应，除去他自己依其《新史学》所要表达的思想来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外，其后，一些史学大家如王国维、章太炎、陈黻宸、马叙伦、刘师培等也参与到“史”的新的表达范式中来，一些开创性的富有巨大影响力的成果诞生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贴上“新史学”标签的成果，在很多时候，总被人们只当作是新史学的产物，而没有去发现在这些产物（“形式”）的另一个重要面相——即这个“形式”所承载的思想——“内容”，这个内容，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通过一种优化而又有机的组合继而传达出某种思想精神。

这样，就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战斗，一人之思想，扩及千万人之思想。梁启超是幸运的，历史再一次给了他发挥其思想影响力的舞台，这次思想的影响深度比起流过鲜血的“维新思想”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表达国家历史、群体历史的方式如涟漪之水，无限地、慢慢地荡漾开来，在这涟漪之水的外围，是一种强大思想无声地向这波纹的中心不断地靠近、不断地集聚。这种集聚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当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随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等一系列思潮的兴起和展开；假如理解了这一点，再结合上文提及的梁先生所处的时代坐标和梁先生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份，就会更加地明白梁先生创作的苦衷和心愿，继而也就会理解《新史学》的“内容”其实是大于“形式”这个不争的事实和命题的。

三一次百年后聚会：要批判地看待

时光荏苒，《新史学》的发表已过去百年的时光，因《新史学》所引发的关于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范式的争论，也一直是历来史家们关注的焦点。历史总是要提供给后人以经验和智慧的借鉴，那么，

百年来的新史学的发展历程，是否也应该加以总结？

2002年8月21日至23日，在梁启超先生《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之际，于北京香山的卧佛寺，由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先生发起的主题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的研讨会召开了。这次研讨会举办的目的就正如发起人杨先生在该研讨会后出版的一本著作——《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的序言所言：“……通过清理《新史学》及梁启超相关论述中的思想遗产，反思百年来史学发展的脉络和得失……。”参加这次百年聚会的学者可谓是各自领域的翘楚，有史、法、社会、人类、文、哲、经、心理、考古共九个学科门类的专家，大家共同响应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在实在的意义上推动中国历史学界在多学科交叉背景下进行研究进程”。

研讨会期间，“大家自始至终都激烈却又不失理性地相互交锋辩论，场面热烈感人，构成了一种令人激动的多元对话单元和现场交流的氛围。”

总之，这次以“新史学”为主题的研讨会，成功地召开了，并取得了会议想寻求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给未来中国史学的健康和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不过，我们应看到这次会议，学者们的讨论也仅局限于新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上，而没有更加深入地分配一点时间和篇幅来讨论由《新史学》所延伸出来的一个重要内核——其在思想史上的巨大贡献以及其在今后产生的影响。

笔者看来，方法和理论固然应该且必须加以讨论，但是一种思想上

的解放和梁氏《新史学》背后所藏着的那个“思想”更重要，且应该被重提和研究。就笔者所见，该著作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相关论述至今也很少有学者涉及。

四必须作出的回答：“另一种”意义

“众所周知，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发表，它标志了中国史学完全终结了‘治乱（循环）’史观支配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由‘进步史观’（引导）的新阶段，尤其是中国史学从此变成了‘世界史’叙述的一部分。”

的确，在这个“众所周知”之后，后来者可以明晰地发现围绕其展开的一系列讨论、著述和观点，都无疑只是将《新史学》所带来的历史意义的重点置于“史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及范式之上，直到今天还是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包括笔者在上文提及的由杨先生所发起的研讨会，也是如此。

所以，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新史学》究竟还有什么历史意义的必要？其所带来的历史意义只局限于“史界”和学界吗？如果真的有这个必要，那么这个意义又是什么？记得杨先生有过一句评价梁氏《新史学》的话：“《新史学》已经远远不仅与梁启超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而且成为中国近世史学发生根本转型的象征性文献。”从杨氏的这句评价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梁先生《新史学》的评价，也只局限于学术上的层面。毋庸置疑，杨先生的评价，笔者认为也是十分中肯的，也许评价也只是就其在学术上的地位而言。

然而，笔者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反观中国自1902年梁任公《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