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别尔金小说集》的文学史意义

论《别尔金小说集》的文学史意义——以“小人物”形象为中心摘要普希金是俄国民族文学的奠基者，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的繁荣是从普希金开始的，《别尔金小说集》是普希金重要的作品，这部短篇小说集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初至30年代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开创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小人物”的先河。

《别尔金小说集》对小人物的塑造深刻的影响了此后的俄国作家，从而使这部作品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文学史意义，继普希金之后，多位作家把对小人物的书写推向深入，果戈里着重表现“小人物”在黑暗压迫下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心理描写的手法表现小人物的凄惨，契诃夫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沙皇专制制度下的奴性心理对“小人物”的影响。

关键词：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小人物”，文学史，意义Theory of The Tales of Belkin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historyAbstractPushkin is the founder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literature, the prosperit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began from Pushkin, The Tales of Belkin,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Pushkin,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in this truly reflect the early 19th century Russian social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30 s, created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of the "little guy". The Tales of Belkin shape of the little people deeply influenced the Russian writer to make this work shows unusual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history, after Pushkin, many writers writing about small potatoes into in-depth, gogol highlighting the "little guy" in the dark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life, Dostoevsky with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of the little people sad, Chekhov is the critical point to tsarist autocracy under the servility of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the "little guy".Key words: Pushkin , The Tales of Belkin，The "little guy"，Literary history，Significance目录引言 (1)一、《别尔金小说集》与“小人物”形象的开创 (2)（一）走进普希金与《别尔金小说集》 (2)（二）走进《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小人物” (3)1、驿站长维林别尔 (3)2、以决斗结束生命的西尔维奥 (4)3、棺材匠阿德里安 (4)4、为爱情私奔的弗拉基米尔 (5)二、从果戈理到契诃夫：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小人物”世界 (5)（一）果戈理：黑暗社会下的小人物 (6)（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心理描写塑造的小人物 (8)（三）契诃夫：专制制度下的小人物 (9)结语 (12)参考文献 (13)致谢辞 (14)引言在文学领域内“小人物”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这些小人物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并不是农民或其他劳动者，他们往往是最下层的公职人员，是公务员、驿站长、抄写员、老师等等，他们都很正直、善良，对社会充满着不满，却有着致命的弱点——忍辱退让，逆来顺受，对待强者以及对这样的黑暗势力存在的社会无力反抗，忍受欺凌与压迫。

具有悲悯情怀、同情意识、忏悔精神并时刻关注着俄国的现实及俄国出路的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对小人物的遭遇进行描写，给予同情和关怀，他们以对小人物的描写推动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繁荣，俄国文学的繁荣也成就了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画廊里的小人物群像。

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体现了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鞭挞并开创了“小人物”这一形象。

这一形象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所继承，深刻而全面的刻画了他们的生活，精神等各个层面，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一、《别尔金小说集》与“小人物”形象的开创（一）走进普希金与《别尔金小说集》19世纪俄国小说是在生活基础上兴盛繁荣起来的。

在俄国封建专制统治下，人们被剥夺了自由表达自己政治见解和社会理想的权利，富有强烈正义感的俄国作家为了表达对于社会的不公正的抗议以及对人民命运的忧虑和思考，不得不借助于小说的文学创作来表达。

小说展示了社会前进的取向、人性的张扬以及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等社会景观。

18世纪的小说为19世纪的小说的兴盛和繁荣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因此，出现了19世纪俄国小说繁荣的局面。

普希金作为19世纪俄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在许多文学体裁上都显现出其巨大的天赋，不仅在诗歌创作上突出，更在小说创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

他的小说题材非常丰富，有家族和国家历史、都市和农村生活的等等，其中他最早开创了小人物的际遇和诗人的命运的题材，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别尔金小说集》是普希金在1830年的“金色的波尔金诺之秋”创作的，它由五个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分别是《射击》、《暴风雪》、《棺材匠》、《驿站长》和《村姑小姐》。

作家虚构了一个“亡人伊万·彼得洛维奇·别尔金”作为这些故事的记录者，故称之为《别尔金小说集》。

作为俄国近代优秀的散文体小说，《别尔金小说集》在题材和形象上跟前人比有了很大的突破，即更趋于平民化。

艺术手法上更加成熟，以跌宕起伏的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发展。

以突转对比来揭示社会因素，揭露上层贵族的虚伪、腐败与罪恶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平等待遇。

《别尔金小说集》具有鲜明的悲剧色彩，是现实主义艺术成就的精湛之作。

普希金在这部作品里第一次广泛、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初至30年代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描写了贵族文学不屑一顾的小市民、小官吏、小人物，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范围，使其更加面向生活。

这是普希金世界观的进步性和民主倾向的表现。

如果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尔金小说集》则可看作是一组俄罗斯生活的风情画，每一篇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19世纪初二、三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的现状。

小说中那些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男女主人公组成了一个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以赌博、决斗为日常生活内容的外省军官，或愚昧守旧、或崇洋媚外的地主老爷，天真幼稚的乡下小姐，惨淡经营的城市小手艺匠，还有备受欺凌的小官吏。

在描写这些人的生活时，作家并不掩饰自己的倾向性。

作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道主义者，普希金对社会底层的民众充满了同情,对生活中一切可笑的、悖逆常理的观象予以温和的嘲笑，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则愤怒地加以鞭挞。

（二）走进《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小人物”《别尔金小说集》在俄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曾受到著名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极高的评价，其中的每篇都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虽然社会意义不同，但每篇都贴近生活，情节生动。

1、驿站长维林别尔《别尔金小说集》的民主倾向和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思想，集中地表现在《驿站长》中。

普希金在这篇小说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小人物”的典型，并通过他的悲剧直接抨击了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制度。

小说的情节并不新鲜生动：一个贵族军官诱拐了一个平民少女，破坏了少女一家生活的宁静和幸福。

这样的题材在感伤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可见到。

普希金却在这个老套子中挖掘出了新意。

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杜妮娅和明斯基的爱情纠葛上，而是着重表现驿站长的不幸命运。

在俄国文学中，表现普通人的命运并非普希金的首创，感伤主义作家也喜欢描写普通的平民百姓，但他们笔下的平民百姓，除了作家冠之以“平民”身份外，其思想感情、言谈举止与普通老百姓毫无共同之处。

比如卡拉姆辛的小说《可怜的丽莎》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没有任何农家少女的特点，相反，其优稚娴静不亚于贵族小姐。

普希金笔下的驿站长则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萨姆松·维林的命运是俄国千千万万驿站长命运的缩影，同时他又是真实的“这一个”，而不是图解作家创作意图的概念化人物。

唯其真实，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唯其真实，才激起读者对他的同情和对那个社会的批判。

应该说,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中“小人物”主题的开创人，他在《驿站长》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主题——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

驿站长的悲剧,是很难用超阶级、“超时代的抽象的“父亲的感情”来解释的，这是社会不平等、统治阶级欺压人民的结果。

一个置身社会底层的人，其生存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他的生活往往因为某个“上等人”心血来潮，姿意妄为而毁于一旦。

小说的批判倾向是明显的。

谴责不道德的诱惑者的故事在普希金笔下变成了批判社会不平等、同情“小人物”命运的社会题材。

《驿站长》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

这是普希金现实主义、也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就。

普希金通过维林个人的不幸表现了整个驿站长阶层屈辱、艰辛的生活。

驿站长属于俄国十四等文官中的最低一等。

他们名为政府官员,实则地位低下，只不过穿着政府发的制服辗转呻吟、任人宰割而已。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问道:“驿站长，何许人也？官居十四品，低的不能再低的真正苦命人，他那小小的官衔只能够他阻挡拳打脚踢，而且并非总能幸免。

他究竟是干什么的？难道不是不折不扣地在服苦役吗？”1维林所过的正是这样一种苦役般的生活:日夜辛劳不得安宁，挨打受骂乃家常便饭。

环境的典型，说明了他的遭遇之典型。

当然，并非每个驿站长都会失去爱女，然而他们却都免不了受欺凌、受侮辱的命运。

萨姆松·维林的形象达到了典型概括的高度，他的悲剧不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俄国专制制度统治下一切被压迫、被侮辱的“小人物”的共同悲剧。

驿站长这个高度典型、高度真实的“小人物”形象标志着俄国文学中一种新型主人公的诞生。

站在萨姆松·维林后边的是果戈理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握什金、涅丽、伊赫缅涅夫等一大批“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