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辩

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 义。”可见，“义利”问题在伦理价值观 中是极为重要的。纵观中国历史，关于 “义利”问题的争辩源远流长，至今余波 未息。 其中，所谓“义”是指思想行为符 合一定的道德标准；而所谓“利”，则指 利益、功利。
何谓 “义利之辩” ？
所谓“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关 于道德行为与利益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 争辩。根据对“义”与“利”间的关系 的态度，可以将“义利之辩”区分为：
以孔、孟、董仲舒为代 表的儒家坚持“重义轻利” 论调。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董仲舒区 分了公利与私利，他曾经赞扬“圣人 之为天下兴利也”（《春秋繁露·考 功名》），可见其反对的也是个人的 私利。
与儒家相反，墨家认为 义与利不是对立的，而是合 一的。
《墨经上》有云：“义，利也。” 这就是说，在墨家看来，义，即是利，义 与利二者是合一的。墨家所谓利是“国家百姓 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是公共利益 而非个人私利。
与儒家相反，墨家认为 义与利不是对立的，而是统 一的。
墨子反对“子亏父而自利”、“父亏子而自 利”、“臣亏君而自利”、“君亏臣而自利”。 墨家把义解释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把道德原则与天下之利统一起来，由此得出贵义 即是贵利、贵利即是贵义的义利合一结论，因而， 墨家是贵义尚利的。
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 也反对后义而先利，但他认为任 何人都不可能不考虑个人利益。
荀子亦明确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 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的观 点。但荀子同时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 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虽桀 纣不能去民之好义……”。
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 也反对后义而先利，但他认为任 何人都不可能不考虑个人利益。
由此可见，荀子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不 考虑个人的利益，然而，应该使关于个人利 益的考虑服从道德原则的指导。其后，宋代 的叶适指出，道义是不能脱离功利的，清初 的颜元也肯定了利的重要性。
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 也反对后义而先利，但他认为任 何人都不可能不考虑个人利益。
“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 钩而不计得鱼者乎？”（《颜习斋言行录》卷 下）由此，颜元对董仲舒的两句名言提出修改 意见，认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 其功”。（《四书正误》卷一）
以管子、商鞅、韩非子为代 表的法家认为真正的义离不开利 且必须以利为前提，因而重利而 轻义。
因此，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利，曾经提 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政治主张， 虽然其最终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其 主伙“民之所利”是应该重视的这一观点 仍具有进步意义。
以孔、孟、董仲舒为代 表的儒家坚持“重义轻利” 论调。
孔子所强调的是“见利思义”， 所反对的是“见利忘义”。他认为， 在个人利益与道德原则发生矛盾时， 应使个人利益服从道德原则；“民之 所利”是应该重视的。
如此一来，韩非子从性恶论出发，否定 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说：“夫施于贫困者， 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 此世之所谓慈爱也，夫有施于贫困，则无功 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不止。”
以管子、商鞅、韩非子为代 表的法家认为真正的义离不开利 且必须以利为前提，因而重利而 轻义。
因此，韩非子认为从长远利益考虑，必须 放弃所谓的“仁义之举”，而主张顺因人情， 尽量满足人的“好恶”之情，亦即人之利。虽 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自私并非完全不可改 变，可借助于法律的力量惩恶扬善，从而达到 维护统治阶级的大利。
“义利之辩”
重义轻利 义利合一 义利并重 重利轻义
以孔、孟、董仲舒为代 表的儒家坚持“重义轻利” 论调。
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 区别了义与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在这里，孔子所谓“义”是指行 为必须遵循的原则，所谓“利”是指个人的 私利。
以孔、孟、董仲舒为代 表的儒家坚持“重义轻利” 论调。
与儒、墨、法家均不同，道 家认为义利均轻。
道家既不看重利，也不推崇义，而是主张 “不就利，不违害”（《庄子·齐物论》），由此 超脱了关于义利的考虑。但实际上，道家认为 的义利均轻只能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想，违背 了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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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孟、董仲舒为代 表的儒家坚持“重义轻利” 论调。
孟子继承孔子，更强调义与利的对立。 他指出，从利来讲，国君与大夫之利、士庶 人之利是彼此相互矛盾的，若“上下交征利， 则国危矣！”由此，孟子提出了“何必曰利” 的命题。
以孔、孟、董仲舒为代 表的儒家坚持“重义轻利” 论调。
董仲舒提出了关于义利问题的两句名 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他说:“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体莫 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由此强调义对于 人生来说是最根本的东西，当义与利发生矛 盾时，应放弃利而坚持义。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比较系 统地阐述了法家的伦理思想。他认为人皆 “恶劳而佚乐”，趋乐避苦是人之本性， “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不仅如此，人都是自私的，都怀有计算利害 之心和自为之心。
以管子、商鞅、韩非子为代 表的法家认为真正的义离不开利 且必须以利为前提，因而重利而 轻义。
《管子》中有言：“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 而知荣辱”。认为先有物质生活才有精神生活，义 离不开利，因而是先利后义的。
在商鞅看来，儒家所谓仁义道德是罪恶之源， 他说:“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 （《商鞅·说民》）因此，他提倡贵利贱义。
以管子、商鞅、韩非子为代 表的法家认为真正的义离不开利 且必须以利为前提，因而重利而 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