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人和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学术思想，与时消息。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魏晋时期，“名教”

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自然”与“名教”之辨从此作为玄学思潮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玄学发展的始终。名教本于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论证正始时期，何晏、王

弼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晋书·王衍传》记载：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被置于优先的地位。由于“无”为本而“有”为末，那么与无相应的自然秩序就处于与有相应的道德秩序之前。同样，纯粹天然的自然人性就处于理性的礼乐生活态度之前。这不仅导致人生价值的广义转换，也导致思维方法的大转换，这就是将本体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对道德的根源与合理性依据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因此，名教、自然之辨不仅提高了道德哲学的思维水平，而且将传统道德理论开始奠基于本体论基础之上。祖述老庄，立论被置于优先的地位。由于“无”为本而“有”为末，那么与无相应的自然秩序就处于与有相应的道德秩序之前。同样，纯粹天然的自然人性就处于理性的礼乐生活态度之前。这不仅导致人生价值的广义转换，也导致思维方法的大转换，这就是将本体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对道德的根源与合理性依据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因此，名教、自然之辨不仅提高了道德哲学的思维水平，而且将传统道德理论开始奠基于本体论基础之上。被置于优先的地位。由于“无”为本而“有”为末，那么与无相应的自

然秩序就处于与有相应的道德秩序之前。同样，纯粹天然的自然人性就处于理性的礼乐生活态度之前。这不仅导致人生价值的广义转换，也导致思维方法的大转换，这就是将本体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对道德的根源与合理性依据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因此，名教、自然之辨不仅提高了道德哲学的思维水平，而且将传统道德理论开始奠基于本体论基础之上。

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内容提要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思潮的主题。关于此，汤用彤、陈寅恪、唐长孺、牟宗三、余英时和庞朴等方家均有专题研究。这里，笔者试图把名教与自然之辨拆解为名实、情礼、古今、天人四个理论层面，逐一解读。本文除了不可避免地要涉诸儒道关系外，立论的主旨则在于揭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基本论域、内在理路及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语境。颠倒的社会塑造了颠倒的人格。生当魏晋乱世的玄学名士，他们对名教的矛盾心态和人格行为的不统一，有着真切的历史内涵。我们不应无视而是应该充分揭示这种真实的矛盾——矛盾的真实，并由此来完整地把握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思想意味。从何晏、王弼到嵇康、

阮籍，再到向秀、郭象，这是玄学思想发展的“三部曲”，名教与自然之辨在这三段中也展现为一种逻辑递进关系。然而，这种逻辑演进并不明显，而玄学家们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又多有重叠之处。而且，由于名教与自然范畴的歧义性以及名教与自然之辨在玄学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乃涉诸语言、人性、社会和宇宙等诸多方面。由是，本文选择了共时性的结构性的话语分析，同时尽可能兼顾历史性的说明。玄学家的名教与自然之辨以及由此衍生的一些议题，多是当代哲学关注的理论问题，玄学家以其对这些问题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丰富了人类思想的宝库，给后人以宝贵的启迪。（一）引言魏晋之际，经学式微，玄风振起。玄学名士们清谈雅论，旷达风流，煽起了一股颇具异端色彩的思想潮流。作为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玄学当然不是无主题变奏，或无主题的变相说法所谓多主题。那么，玄学的思想主题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名教与自然之辨。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对魏晋社会的时代课题的理论解答，是玄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终点，规定与凸显了玄学思潮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品位。当然，

名教与自然概念其来有自，在先秦时代即已形成。但是，把二者的关系自觉而明确地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议题的，当是魏晋玄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上其他概念术语一样，名教与自然这对范畴也具有模糊性与歧义性。这里有必要对历史上自然与名教概念的内涵分别进行简略的梳理，以期为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辨的真实意味提供一个大致的座标。传统上的“自然”概念至少有四种含义：其一，指自然界或自然现象，吕坤《呻吟语·天地》：“阳亢必旱，久旱必阴，久阴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谓自然。”其二，指非人为、无意识的本然状态，《老子》六十四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其三，指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

似乎认可“孝慈”的话，但没有象魏晋玄学那样把儒家的仁义忠孝作为行不言之教的目的和结果来明确加以强调。晋人戴逵曰:“儒家尚誉……其弊必至末伪，道家去名……其弊必至本薄。”76 这用来概括儒道对名教问题上的偏失，是恰如其分的。在名实关系上，玄学承续了老庄的运思方法，也继续了他们的偏颇。他们这种对包括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