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翻译

取得杀害的权力，既不用向君主请示，向长官请示，也不用在法场当众布告。即使向君主和长官请示，他们也不肯但肩膀。（韩案：“司市”在《周礼·地官·司市》中确属法场，“告”是否就是“请示”的意思呢？一时找不出答案，但感觉这里的翻译很成问题，不合于上下语境，至少不够贴切。）
实行杀害的办法，用不着触及腰颈，只杀他们的心。杀他们会忧患的心，会愤怒的心，会思考的心，会干事的心，会发生廉耻的心，会消除杂念的心。（韩案：杀显然不合适，我倒是觉得“压制”、“摧残”或者“戕害”更合适一些。）
杀害心灵的时候，又不是干脆集中于一天，而是采取慢慢杀害的手段。或者花三年工夫杀害，或者花十年工夫杀害，或者花百年工夫杀害。（真觉得朱先生这里的翻译笨笨的，还不准确。）
能干的人预感自己将被杀害，那就会从早到晚呼号，追求太平。追求太平，却无法得到，他们中间的叛逆者，便会从早到晚呼号，追求混乱。叛逆者，本来就是横眉怒目，只考虑这个世道对自己带来好处就行，能干不能干无法深究，因为他们以前那种无所事事已找到理由。（“治”译为“太平”忽略了其中“秩序”的含义，翻译相当混乱。）
思考题：
1、试评本篇史料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的总结。
2、根据本文分析明初出现的各种土地问题
3、《明实录》铁榜“铁”在何处？
《龚自然已经衰败，作用就是预先赋予商朝兴起的机会，夏朝不就等于借给了商朝六百年天下吗？商朝既然已经衰败，作用就是预先赋予周朝兴起的机会，商朝不就等于借给了周朝八百年天下吗？没有八百年不衰败的一姓天下，一姓天下却有万亿年不衰败的改革之道。然而，十年就衰败，五十年就衰败，那都是因为拘守开国帝王制定的法令制度，畏惧守旧人物的指责非难，听任自家天下隳坏，坐等夺取本朝天下的人来另行改革罢了。
可是到了这种程度，人们出来看这样的世道，离开乱世也毕竟没有多少路程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陈靖奏请务农积谷》译文
宋太宗至道二年初秋七月二十二日，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疏陈奏说：“古代圣君贤王想让百姓富庶、食物充足的计策，没有比储备粮食、发展农业更为重要的了。臣下我早年担任计司判官时，每次蒙获御前召对，都伏首聆听过圣上的教诲，认为稼穑农耕，才是施政的根本。如果能够鼓励督课人们致力农业生产，从而安民济众，那么，盐铁专营和酒类专卖这些措施，就全都成为次要的了。臣下我仔细审核天下的土地田亩，除江淮、浙西、陇蜀、河东等地外，其余地区面积辽阔，虽然加以鼓励督课，但也未能迅速收到预期的经济效果。何况强干弱枝的途径，必须先使内地富足起来。可是现今京畿地区，四周环列二三十州，幅员数千里，而土地得到开垦的，才占十分之二三，赋税征收上来的，还缺十分之五六。又有人隐匿住处而诈称逃亡，或者放弃耕作而从事不正当的职业活动。诈称逃亡的人越来越多，那么，田赋税额就一天比一天减少，造成国家财政困难，随之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就没有不摊派征收的了。从事不正当职业活动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土地效益就一年比一年降低，导致百姓食用不足，随之偷盗抢劫、杀人造反的事情就没有不四处发生的了。这样下去，又怎么能够实现居民康乐、风俗淳厚、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呢？仰望圣上挑选一名看得深、想得远的大臣，兼管大司农事，在中央加强领导。同时在郎吏中选拔一些才智通达精明又能安抚役使民众的人充任副手，在各地执行具体任务。先从京师东部和西部选择肥沃而未耕垦的土地，宣明朝廷鼓励督课农业生产的政策。
在朝内，左侧见不到能干的宰相，右边见不到能干的秘书；在城外，也见不到能干的将军；学校里没有能干的读书人，农村里没有能干的老百姓，铺子里见不到能干的工匠，街道上见不到能干的商人；而且，里弄里也没有能干的小偷，市场上也没有能干的市侩，丛林沼泽中也没有能干的强盗。——就是说，此时不但君子少见，而且小人也少见。（韩案：朱先生此处把“才”全部译作“能干”，非常机械不说，关键与“才”的本义“才能、天赋、聪明等等”相去甚远，是需要注意的。）
起先，晋江人氏吕惠卿由真州推官任满入京，与王安石讨论经书的内容要旨，很多看法相一致，于是二人定下朋友关系。所以到这时王安石特向宋神宗推荐说：“吕惠卿的才干，即使前代的杰出儒士也不容易和他相比。研究先王的治国之道而能效法运用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于是任命吕惠卿和苏辙共同担任检详文字一职。事无大小，王安石必定要和吕惠卿商议。凡是王安石所提出的建议、请求等奏章，大多出自吕惠卿的手笔。又委任章惇充任三司条例官，曾布充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王安石凡有奏请而朝臣认为不妥善的，曾布一定要上疏逐条辨析，来坚定宋神宗的意向，使之一心信用王安石，并以此来威胁朝臣，使他们不敢再多嘴。由此王安石信任曾布，仅次于吕惠卿。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各项措施，相继出台，总称为新法，颁布施行于全国。
二十七日，讨论改行新法。王安石提议：“西周设置泉府这一机构，通过专卖来抑制兼并，周济贫乏，调节和流通天下的财富。后世只有桑弘羊、刘晏的所作所为，才大致符合古代的用意。一般读书人不能推究阐明先王采取这种措施的用意，反而认为君主不应与百姓争夺财利。如今要理财，就该修明泉府的成规，用来收回财利的支配权。”宋神宗采纳了这条提议。王安石又指出：“人才难得又难全面了解。现下让十个人理财，其中难免会有一两个人办错事，随之攻击的言论就乘机掀起。尧和众大臣共同选派一个人——鲧去治水，尚且不能避免失败这种事，何况如今所选择使用的并不是一个人，哪里能够保证不出错？关键应当权衡利弊的大小，不被攻击的言论所迷惑。”宋神宗说：“有一个人办错事就废弃了所要干成的大事，这正是很少能够干成大事的原因。”于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筹计国家财政，讨论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来使天下财利得到流通，为此命令陈升之、王安石领导这项工作。
在那样的世道里，如果有能干的读书人或老百姓出现，那就必然有百倍的庸夫俗子冒出来，监视他们，束缚他们，甚至于杀害他们。
杀害他们，不是用刀锯，用水火，而是在形式上也加害，在言词上也加害，在歌吟谈笑上也加害。（韩案：此处的“戮”，朱先生先翻译为“杀害”很不准确，“加害”稍好一些，其实，“戮”还有“羞辱”等意思，在这里甚至有“修理”、“压制”的含义。另外，“文”在“文质彬彬”中理解为“形式”是可以的，但在这里，和把“名”理解为“言辞”一样，都非常别扭。特别是“声音笑貌”翻译为“歌吟谈笑”，完全是多此一举。具体该怎样翻译，因为太费工夫，只好等以后有时间。）
王安石与刘恕关系密切，打算引荐安置为三司条例官。刘恕借口不熟悉钱粮事务加以辞谢，并且说：“天子正把国家大政托付给明公，就应弘扬尧舜的德政，来辅佐明主，不该把财利放在首位。”王安石说：“经书上讲，利是用来应和义的，善于运用这条经训，正是弘扬尧舜的德政”。当时围绕新法展开论争，朝廷众位大臣的意见，多数都和王安石不一致，王安石讽刺说：“你们这些人成天干坐着不读书啊！”赵抃反驳道：“你错了。在皋陶和夔、后稷和契辅政的时候，有什么书可以读呢？”王安石默不应答。
开国帝王制定的法令制度没有不出漏洞的，守旧人物的指责非难没有不被淘汰的，与其把天下送给取代者致使取代者强化改革，哪如自行改革？况且想我大清列祖列宗兴起的原因，难道不就是革除前朝的弊政吗？为什么众多的王朝此兴彼亡而不永远专属一姓呢？上天为什么一定就不长久喜欢一姓王朝的统治呢？鬼神为什么一定就不专久接受一姓王朝的供奉呢？振作呀，振作呀！将要败亡就预先为取代者充当前事之师，又将要败亡就预先又为取代者充当前事之师。《易经》上说：处于困境阶段就要变通，变通就可以顺达，顺达就可以维持长久。这句话并不是为黄帝以来六七姓王朝作结论，而是为一姓王朝提出预先改革的劝告呀。
第二段：所谓衰世，表现是形式像治世，言词像治世，歌吟谈笑都像治世。
你看，绚丽的色彩被单调的黑白相杂代替，正如治世原初的征兆；动听的音乐被忽高忽低的错乱音符所消除，正如治世原初的无声；道路长满了杂草，田径河堤都崩坍了，正如治世原初的平旷；人们全都心地糊涂，到处听不到辨别是非的话，正如治世原初的百姓不谈国事。
熙宁二年春季二月初三，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最初，宋神宗准备起用王安石，曾公亮大力加以推荐。唐介则说王安石难当大任。宋神宗问道：“是文章学问方面不能胜任呢？还是经典理论方面不能胜任呢？或者是处理政事方面不能胜任呢？”唐介回答说：“王安石好学但拘泥古训，所以论事迂腐空阔。如果让他执政，一定会有很多变更。”唐介退朝后对曾公亮说：“王安石果真被重用，天下必定会困顿多事，各位应当心里明白这一点。”宋神宗又问侍读孙固说：“王安石能不能起用为宰相？”孙固回答说：“王安石文章和道德修养都特别高，安置在侍从献纳这种职位上完全可以。宰相自有宰相的器度，可王安石性情耿介，心胸狭隘。一定要物色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宋神宗不以为然，终于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对他说：“朝臣都不真正了解你，认为你只通晓经典理论，不明白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王安石回答说：“通晓经术，正是用来处理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宋神宗紧接着问道：“你所筹划的治国方案，把什么放在第一位？”王安石回答说：“衰世的社会风气表现为：贤良的人不能够推行仁德，奸恶的人却能够施展暴虐；低贱的人不能够推行礼义，高贵的人却能够任意胡来。因此，矫正社会风气，改立法令制度，正是当今所要迫切解决的头等大事！”宋神宗深深赞同这种判断。
宋英宗治平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任命王安石当江宁知府。在英宗继位后的整个期间内，王安石虽经宣召却一直不曾起身就职。
宋神宗熙宁元年夏季四月二十四日，王安石才首次来到京师，这时照接到翰林学士的任命已经超过七个月了。冬季十一月，朝廷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宰相等人因为黄河北部连遭旱灾，国家用度不足，请求南郊祭天后别再照例赏赐金钱绢帛了。诏命众学士讨论。司马光说：“赈济灾荒，节省开支，应当从中枢部门做起。可以采纳这种提议。”王安石说：“唐朝常衮辞让御膳慰劳和宰相封邑，当时人都认为常衮既然知道自己知道力不胜任，就应该主动辞去高官显位，不应当仅仅辞退厚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者的缘故啊！”司马光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计数征税，用畚箕敛取谷物罢了。”王安石说：“不对。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也能使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天地所出产的财货物品，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善于理财的人设法掠夺百姓，由此造成的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这纯属桑弘羊蒙骗汉武帝的论调。司马迁把这写在《史记》上，正用来表现他的愚蠢罢了。”双方争论不休。宋神宗表态说：“我的看法和司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批准这样做来答复宰相等人。”正赶上由王安石起草这道诏书，就引述常衮的事例来责难两府，两府不敢对答争辩。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译文
宋仁宗嘉祐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宣召王安石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是临川人，酷好读书，会写文章。曾巩曾经拿王安石撰写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替他扩大声誉。庆历二年应试，选拔为进士第四名，授职淮南判官。原有制度规定：任期已满，可以进献文章请求就试馆职。王安石偏偏不请求就试，调往鄞县去当知县。在县内修筑堤堰，开挖池塘，兴办水利交通事业。青黄不接时又借给百姓官仓粮谷，秋后连本带利偿还，使新粮旧米得到调换，县民对此感到很便利。不久转往舒州做通判。文彦博举荐王安石淡于名利权位，请求破格提升他，用来矫正奔走钻营的官场歪风。朝廷宣召他就试馆职，王安石却拒不前往。欧阳修举荐他出任谏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迈为理由加以推辞。欧阳修认为王安石需要取得官俸侍养祖母，又向朝廷进言，委任他为群牧判官，王安石又予以推辞，恳求补任还空缺的地方官职，于是出知常州，转任提点江东刑狱。他和周敦颐不期相遇，日夜交谈不中断。王安石回到任所精密思考，竟至废寝忘食。起初，朝廷召任馆职的命令多次下达，王安石总是辞谢不就职，士大夫都认为他无意世事，很遗憾不曾见过他一面。朝廷常想授予他令人羡慕的官职，只担心他不上任。到这时就任度支判官，闻知此讯的人没有不高兴的。王安石在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方面很坚决，于是上奏《万言书》，主要以为：“如今天下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拮据，社会风气一天比一天衰颓败落，病根在于不晓得法令制度，不效仿先王施政纲领的缘故呀！效仿先王施政纲领的关键在于取法它的精神实质而已。取法它的精神实质，那我所要进行的更改变革不至于使天下人的耳目为之震惊，使全社会的舆论为之大哗，就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施政纲领了。依据天下的民力，来创造天下的财富，抽取天下的财富，来供应国家的用项。自古天下大治的时代，未曾把财力不足当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理财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罢了。各级官吏的才干智慧已经不足以使用，而民间也缺少可以任用的良才，陛下对国家的依托，疆土的守护，怎么能够始终认为上天会永久保佑，而不会发生意外的忧患呢！但愿陛下洞察因循守旧的危害，明确诏命大臣，徐图改进，以期适合现实的变化。臣下我这套主张，是一般人讲不出来而议政者又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老掉牙的东西。”宋仁宗看过奏疏，就搁在一边了。吕祖谦说：“王安石变法的底蕴，也在这封万言书中大致显现出来了。只是他的理论主张在嘉祐时期未被采用，到熙宁年间又全被采用了。看来世道变化的机缘，是有某种固定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