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性,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解读,比较 普遍的观点是吉登斯

现代性视角的文化转向

陈文江，何祎金

（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现代性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经典时期的三大社会学传统采取吉登斯所谓单一动力的模式来把握现代性，即采用一种整体性的宏大视角，将社会结构与系统作为描述的对象。20世纪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使得文化从社会研究的边缘，跃升为主流位置。这种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意味着采用文化视角解读现代性的可能性，然而早在19世纪，处于社会学边缘位置的西美尔便是这种文化转向的先驱。

关键词：现代性；文化转向；文化视角；西美尔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9）03-0117-03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１５

作者简介：陈文江（１９６０－），天津人，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何祎金（１９８３－），湖南汝城人，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09年3月（第3期，总第143期）

Mar.,2009

（No.3,General No.143)

【政治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

一、传统视角

关于现代性，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解读，比较

普遍的观点是吉登斯在

《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的：“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

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1](P1)现代性不仅是社会学得以降生的原因，还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畴。正如吉登斯

所说：

“在我看来,社会学集中关注的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最初都源于欧洲(而今天已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所发生的大量社会

变革而创立的现代社会制度。”[2]

现代社会制度的表现形式包括：生产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族国家、思想领域的理性主义等等，它们构成了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现代性发展至今已经显现出一个足够清晰的脉络，它经历了一个从赋魅到祛魅的过程。19世纪，现代性曾被当为理性的化身和进步的指针，人类社会的种种弊端将在现代性的光辉下得到治愈。这种观念源于对科学理性未加批判的启蒙信念，是现代性的赋魅阶

段。

20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反启蒙运动则宣告了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被祛除了进步理性主义的光辉。

孔德是社会学的创立者，他首先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名词，并对现代性做出了重要的社会学解释。孔德对待革命的态度是保守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失序和

恐怖，改良则能带来稳定，并使工业主义最终确立。

根据其著名的社会发展三阶段学说，社会在孔德看来是

随着知识体系的变迁而发展的，现代性首先是不断增

长的知识力量的产物，实证主义则是一个即将要到来

的时代。他受生物学的影响，

相信可以从部分对整体的功能主义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各个社会。[3](P43)这也是社会学最初确立的依据，一种针对社会的诊断治疗模式。社会首先被抽象为一个生物有机体，具有生物有机体所具有的特征，存在常态和病态，发展和分化。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学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临危受命，它从自然科学那里发现了可以借鉴的瑰宝。至此，社会学在孔德、斯宾塞和迪尔凯姆的时代许下了一个宏伟的现代性诺言。

19世纪社会学诞生的三个传统：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韦伯的解释社会学、马克思的批判社会学，他们的出现都响应了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号召。在现代性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端需要得到迫切解决。他们尝试理解这些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并将描述社会制度、结构和系统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解释现代性的时候，他们都倾向于将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归结为一种单一的方式。[1](P9)事实上，从孔德经斯宾塞再到迪尔凯姆，他们都极为重视功能主义，将分化概念作为现代性的独特性质。在韦伯的社会学中，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理性化，包括宗教、政治、经济领域的理性化；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是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中去。

三大社会学传统代表着经典社会学对现代性的传统解读，理所当然属于社会学视角。它们共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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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除了吉登斯所言的单一动力解释模式，另一个特征是都采取社会学宏大叙事的方式，不管是迪尔凯姆的工业主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还是韦伯的现代科层制，在理论形态上都表现出整体性宏大叙事的特点。迪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整合方式，即有机团结。社会分工造成的并不是个体原子的分化，而是更紧要的联结和相互依赖。马克思采取一种激进的态度，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出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韦伯也意识到理性其实只是一把双刃剑，现代性之剑在挥舞的同时也将刺伤自己。我们在追寻一种有意义的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的获得将以失去意义为代价。

总之，传统社会学对现代性的解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启蒙运动的合理性的种种形式。这些形式将现代价值作为普遍性的东西倡导，相信科学和理性的增加一般来说会带来社会进步的增加，并且声称理论可以提供一幅关于世界的客观表象。（2）整体化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论将历史和社会看做可以通过一些系统化的方案加以把握统一整体，这些方案试图遵循那些支配着社会和人类行为的规律。（3）人道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将知识放在一个有理性的意识中，并且设置一个自主的、统一的、善于表达的主体作为意义和行动的源泉。[4]20世纪后现代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在立场和视角上都是针对现代性本身的特点而进行的，以上三个特点既是19世纪现代性的特点，也是20世纪后现代主义与早期现代性决裂的目标。

二、文化转向

社会学对现代性的传统解释有其不能摆脱的历史原因，三大奠基人在各自的时代，同时也是欧洲现代性实施的不同阶段，做出侧重不同的解读：工业化早期的马克思看到了经济基础层次上的不平等和阶级对立，提出了社会革命的主张。工业化高潮的涂尔干看到了结构层次上的社会失序和伦理失范，开出了以合作代纷争，以教育辅伦理的处方。工业化成熟期的韦伯则更多地看到了人类行为与意识形态的错综复杂关系，几乎放弃了改进的冲动，而宿命地寄希望于对综合因素，包括对行动主体的时代精神、观念体系和价值追求的理解和阐释。[5]如果说19世纪是工业生产的世纪，商品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20世纪则是文化的世纪，这个世纪即是贝尔所谓的后工业时代，也是詹明信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它的主要特征便是文化在社会生活领域迅猛扩张，甚至有取代社会的趋势，即将“社会”理解为“文化”。布莱恩·特纳在其《社会理论指南》第二版序言中，表示出一种担心，担心社会理论是否最终会被文化理论所取代。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预示着文化从社会研究的边缘角色转变为核心角色。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是法兰克福学派兴起的原因之一。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生活占压倒性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经济的生产与运行；而在霍克海莫、阿多诺的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人施加绝对控制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文化。文化在那个时代占有压倒性的力量，它对人施加的影响和经济同等重要。

文化社会学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意味着另一条道路的出现，它关注的并不是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集体意识，韦伯的科层制，马克思的经济制度。它将艺术、文学、美学生活和文化生活当作自己的对象，并尝试从社会这个角度来说明这些现象。然而，像社会学一样，文化社会学的确立依然缺少共识，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研究领域的确立上。有的社会理论家强调对文化问题的关注，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研究，来把握整体性的社会。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转变为采取一种文化或美学的社会学视角来把握社会。前者将文化当作一种对象来考察，而后者是通过文化艺术的研究，来理解和解释社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性的文化视角关注是发生在20世纪的事情。处在社会学经典时期的西美尔，已经采用文化视角关注现代性了。英国学者德莱蒂指出：“在欧洲所有经典大家中，西美尔最为关注个人社会化的主题，而在他的著述里，“文化转向”也体现得最为明显。”[3](P49)西美尔的前瞻性表现为，19世纪的社会学传统，社会学作为一门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学科，采取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将描述一般性的社会结构作为自己的目标。西美尔却强调它的经验性，认为现代性的实质是一种心理主义，就是我们的内在生活的种种反应发出对世界的经验和解释。如果说社会学不仅要说明现代性，而且要表现现代性，那么它就必须关注现代经验中强烈的情感和相对性质。西美尔是通过一种美学的方式，而非科学的方式来把握社会关系。[3](P432)在他看来，现代生活种种特定的问题和冲突本身就是一种美学形式。

但是，社会学的文化视角在经典社会学阶段并不是主流。西美尔在自己的时代一直受到忽视，他注重对断片的把握，这种做法和社会学经典时期三位社会学奠基人对社会做出整体性把握的方法格格不入，因而作为一个边缘人，他被排除在主流社会学之外。西美尔并不是从整体来把握社会，而是通过对断片的把握来对整体做出反应。在《关于哲学的历史》中，西美尔强调存在的整体是任何人都无法接近的，它并不会作为整体来发挥作用。整体不是作为整体被赋予的，它被赋予的仅仅是“现实的片断”，可以通过对大量片断去把握一个整体。于是我们看到，迪尔凯姆关注工业主义和社会联结，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韦伯关注理性主义的实施，西美尔则关注如城市、女性、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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