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罗素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摘要：罗素对中国形象的表述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下中国形象的表述有所不同，他对中国既有由衷的赞赏和褒扬，又有诚恳的批评和建议。罗素在其“中立一元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避免了“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和“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两个极端，然而罗素对中国形象的表述仍然是典型的西方人在西方现代性危机背景下注视中国时流露出来的欲望和恐惧的体现，这对现今西方社会的中国形象表述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罗素；中国形象；表述；欲望；恐惧；西方现代性

二十世纪2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人文关怀以及深刻的思考，描绘出了他眼中的中国形象——既有由衷的赞赏和褒扬，又有诚恳的批评和建议。罗素眼中的中国形象，既没有“乌托邦化”的狂热，也没有“意识形态化”的仇恨，而是带着一种有褒有贬，平和而亲善的态度。这和现代西方中国形象的两个极端化趋向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周宁在其《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所言：“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研究西方的文化观念。”[1]13本文旨在分析罗素是在怎样的思维模式下来看待中国的，是什么观念使得他眼中的中国形象和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形象表述如此之不同的。

一、“二元对立”的现代西方主流中国形象表述及其转变

现代性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其“进步大叙事”、“自由大叙事”、“文明大叙事”中被表述为“停滞的”、“专制的”、“野蛮的”。[1]9这三种表述从历史概念，政治概念以及人类学概念的角度对中国形象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黑格尔把中国作为东方的典型纳入他的哲学体系中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把东方作为起点只是他理论建立的需要，事实上，他是把东方排除在历史之外的，因为他认为东方社会数千年来是停滞的状态，是从一种毁灭走向另一种毁灭的简单循环，不能够纳入到人类历史——即西方历史——的发展中来。“专制的”东方，主要是

就其专制的政治制度及在此制度下国民性的愚昧，软弱而言的；而“野蛮的”东方则又就其制度，文化，国民性各个角度再一次进行了全面否定。西方的中国形

象，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被表述出来的，是西方现代性建构的需要。这就是启蒙运动后期以来，西方现代性建构下的西方主流的中国形象。

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性最终完成，并在工业文明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逐渐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自身的文明。在过去的一千年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人将“东方世界”和“东方人”作为“他者”，曾在“乌托邦化他者”中颠覆了自身，也曾在“意识形态化他者”中维护了自身，保·利科的“想象理论”中就曾论述：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2]33在这两种极端的文明激战过后，有不少学者开始走“中间道路”，他们逐渐意识到，每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优越性，尽管各种文明之间在短期内无法互相理解，但是应该认识到一点：各个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曾经提出“文化有机体”的概念，认为每一种文明都将经历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由此，他写下著作《西方的衰落》。斯宾格勒说西方的衰落其实是对西方文明发展高度的一种优越感，但是根据他的“有机体”理论，他也预言了西方正在走向衰落，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在看待各种文明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超然的意志”，即在看待历史的整个图象时，不因个人的欲望或恐惧而认为某个时段优于另外一个时段，某一文明优于另一文明，这种“超然的意志”能使“人们从一个极其遥远的距离去认识到人的全部事实，去看待各别的文化，包括自身的文化在内，如同一个人沿着遥远的地平线扫视延绵的山峰一样。”[3]91尽管这些学者开始理性，中立地去看待世界的各个文明，但仍然避免不了由于自身文明的兴盛和衰落而产生欲望和恐惧，将“他者”文明作为自身文明的一种“文化镜像”。

二、“一元中立”的罗素中国形象表述

罗素作为思想敏锐而具有前瞻性的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形象的表述也是在西方文明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产生的。罗素认为中国人有忍耐性，这种忍耐既是对苦难，贫困和疾病的忍耐，也是对社会不良现象例如腐败的忍耐；中国人具有“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表现出中国人情感细腻，注重礼节，又缺乏坦诚相见的一面；中国人有一种“冷静而内向的尊严”，因此人际交往中人人互相尊重而不伤害他人自尊，而这种强烈的自尊也是常常被外国人认为“死要面子”的性格来由；“中国人具有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

民族凝聚力”罗素认为中国人所具有的超强忍耐性常常让他们迟迟不行动，但是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具有团结一致的凝聚力，这也是一直让很多西方人不解的中国人性格特点：他们以为中国人很懦弱，但是有的时候中国人却表现出令他们吃惊的勇敢。最让罗素推崇的是中国人平和的心境，这同时是中国人不好战不侵略的民族性格体现。另外罗素也指出了中国人三个主要的性格缺点，就是贪心，懦弱，和缺乏同情心，但是却又在不同程度上为中国人这个性格缺点进行了辩护。他把西方的人道主义冲动与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进行对比，说明西方的人道主义行为只是它对他人造成不幸的弥补，是用伪善来掩盖自己残忍的行为；而中国人既不给他人造成不幸，也不会去仁慈行善。说到中国人因贪心而变得腐败，他不认为西方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腐败，甚至是更严重的腐败。他也不认为中国人真的懦弱，只是他们的忍耐性使得他们迟迟不行动让人造成误解。[4]46-66

罗素对于中国的评价包含着赞赏和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他在中国遭到西方列强侵略，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提醒中国要避免走“完全西化”和“保守主义”的路线，而是应该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自身文明的优秀部分而创造出“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4]60罗素眼中的中国形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它的表述和西方主流的中国形象的表述如此不同呢？

罗素是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站在视野更广阔的哲学高度，从全人类自由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的。这是与现代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的一种哲学思维。罗素在其《心的分析》中表示，他所坚持的哲学是“中立一元论”（neutral monism）。他还强调，这里的“一元”不是绝对的，而是“反对二元论及心物并存的主张”。 [5]118另外，他在《哲学的问题》论述“哲学的价值”一章时指出“哲学的冥想”是摆脱个人利害、本能欲望圈子的一条出路，而“哲学的冥想在其最广阔的视野上并不把宇宙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朋友和仇敌，支援的和敌对的，好的和坏的”。[6]86历史上西方表述中国形象的话语体系总是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将西方自我和中国他者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从而虚构了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走向了对中国狂热和憎恨的两个极端。而罗素，在其“中立一元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对中国文明的评价总是带着一种“中立”的态度。他指出西方之所以会认为自身优越，而中国低劣是因为他们总运用他们的价值标准去评价中国文明。他还毫不避讳地批评西方一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