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理论分析三农问题

用马克思理论分析三农问题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为历史背景,与今天相比社会经济有着迥然不同的时代特征,由此它不可能将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中遇到的所有现象和问题一一解释清楚透彻。虽然我国并不存在马恩当年所描述的那种绝对的、对抗性的城乡对立,但却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尽管我们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发展的论述中找到现成的解答,但是我们完全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作为指导和方法论,来分析我国城乡发展的实践,从中探究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真理之路。

1.注重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消除身份与就业歧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分离形成的二元户籍制度、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成为农民身份与就业受歧视的制度根源,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了变革这些制度的迫切性。其重点难点在于怎样实现传统农业生产向现代农业生产的转变,怎样改造传统农民使之成为社会各行业的现代劳动者,怎样使城乡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趋于平衡,形成现代就业方式的一体化格局。而目前最迫切解决的是彻底消除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与就业歧视,同时建立健全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滞后的社会事业体系,以及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

2.注重发挥城市的辐射与反哺作用,以生产力进步作为带动农村发展的根本力量。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辐射和反哺主要在于它为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规模与集聚经济效益,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带动了整个农村农业的发展,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

核心驱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只有把先进科技运用到农业,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质量。马恩看来,城乡的不平衡发展,是由于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当前我国同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与重大发展机遇期当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震惊的伟大成就,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依然没变,依然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实力来满足十三亿公民的全部需求,依旧只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所以无法完全防止社会各阶层间矛盾甚至对立的出现。只有当生产力发展了,社会科技进步了,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够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全体社会成员才能平等共享社会进步的结晶,才有充盈的实力完善与强化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3.注重推进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产业化协调发展。马恩指出“农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

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城市的发展壮大得益

于农村,意味着农村的城镇化进程与城乡关系有着必然的联系。所谓“城镇化”,指农村中城镇特质显著增多,城镇数量与城镇人口快速增长,农村人口向城市与非农产业转移,城乡经济关系、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相互渗透与融合过程。20世纪90年代,我国走的是分散的工业化道路,即创办乡镇企业零星分布在广大农村。这些乡镇企业在壮大集体经济、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地方财政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些“繁星”般的乡镇企业,

资源浪费、成本偏高、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问题进一步显现,人为降低了城镇化水平。所以乡镇企业必须进行整合、集聚化发展,进而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起到加强城乡联系,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起到以工促农的、以城带乡,最终起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先锋作用。

4.注重创新发展各类农业经营合作社,实现农业生产规模经营与生产方式进一步优化升级。农业是稳民心、安社稷的战略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它同时又要经受自然与市场的双重考验,是一个弱质性产业。马恩曾深刻地指出要把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在生产力发展后,工业要“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所以,政府财政要对社会资源再分配进行调整,增强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稳定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健全农产品市场,突出抓好基础水利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能力,切实按照“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政策上对农业全面大幅倾斜。

与此同时,我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但随着市场经济、规模经济、产业经济的发展,这种把土地等生产要素分散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户手中的制度,已经制约了规模经营和土地使用效率,影响了农民对土地再投入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率提高与农民增收。正因如此我的家乡——临河村，就在改变发展的模式，开始实行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让村里的每个人手里都拿到一份股权证，我手里也同样有股权证。当前,在农村适当进行规模经营,走产业

化经营道路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内在需要。在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将特色农业项目与优势农产品作为依托,培育高科技含量的特色农民经营合作社或协会,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使之更好地与市场接轨,增加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