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解读 清代儒学

国学经典解读清代儒学

清代儒学

清代儒学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上起十七世纪早期的明清之交，下迄1916年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历时近300余年，其间大致可划分为清初、乾嘉、道咸和晚清四个阶段。

中国历史发展到清代，封建制已经日渐衰落，新的社会制度的因素正在萌发。在这种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匡时济世、通经致用的清代儒学呈现出由性理之学转向考据之学、崇实黜虚、注重启蒙的特点。

第一实学

中国实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实学是指自先秦以来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的学问；而狭义实学则是指发韧于北宋中叶、昌盛于明末清初，针对明末居敬主静、明心见性的理学及“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王学末流所造成的种种积弊进行理性反思和深层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股社会变革思潮。

清初实学在力矫晚明颓习的基础上，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改空谈为实证，

弃独断是质测，把学术研究领域扩大到自然和社会的众多实际领域，如天文、地理、九经、诸史、风俗、吏治、财赋、典章、制度等。其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方以智等。

顾炎武（1613──1682）字忠清，江苏昆山人，人称亭林先生，是清朝初年思想家和学者。顾炎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他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在治学方法上，“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黄宗羲(1610～1695) 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他深受王守仁心学影响，提倡以修儒为心学之本，以慎独为入德之要。力主穷经、治史，指出，“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清史稿》卷四八0)。倡导经世致用，开创一代求实学风，成为清代史学之祖。批判宋代理学空谈性命和治学，不以《六经》为根柢，

谓“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俗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南雷文定集•集编修弁玉奐君墓誌铭》)。哲学上，主张气本论，认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明儒学案•河东学案》)；在道器关系上，坚持“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南雷文约•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的观点；在理心关系上，认为“我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无有碍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明儒学案》)，力主“心即气”的观点。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今属湖南)人，世称船山先生，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己任，有鉴于明代学术蛊坏，世道偏颇，强调将理性思辩与经验见闻相结合，以求“思学兼致之实功”（《搔首问》）。其学术贡献不仅以博大精深的哲学思辩见长，而且长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王敔《薑斋公行状》）。哲学上，他提出“理在气中”的命题，认为“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在道器观上，认为“道不离器”，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卷五)。

清代实学产生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交，其在痛定思痛中高扬的“经世”

思想深刻影响了整个清代儒学历程。颜李学派、浙东史学、特别是在晚清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晚清儒学，都从清初的实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动力。

第二颜李学派

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因该派的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而得名。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习斋记馀》)，与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学相对立，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被称为“颜李之学数十年，海内之士靡然成风”（《秦关稿序》）。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初思想家、教育家。主讲肥乡漳南书院，以文事、武香、经史、艺能诸科教生。著作《四存编》、《四书正误》、《习斋记馀》、《朱子语类评》，后人编入《颜李遗书》。

颜李学派的主要思想特征大致有这几个方面：

一、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崇尚实学。颜元提出，程朱是与孔孟对立的，所以“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他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在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解者”（《存学编》卷

一）。所谓“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时、姻、会、卹；“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李塨继承了颜元的这一思想，批评宋明儒者专为“无用”之学，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有益于世道，倡导亲身习行践履。他与颜元一样，强调学者要能干济实事，有用于世，致力于“礼乐兵农之学，水火工虞之业”。

二、反对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盛赞孟子的“性善论”。颜元认为，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他认为只有气质之性，才是人性，他赞同孟子确定人性本善是有功于万世，强调理、气、性、形不二，指出人的恶行是由后天的“引蔽习染”而导致的结果，并提出性、情、才三者相统一的人性论。李塨认为“气外无理”，主张理气不可分，提出“理在事中”，还进一步发扬颜元注重实际知识的思想，认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恕谷先生年谱》卷二）。

三、效法三代，力主复古。颜元主张恢复井田、封建、学校的“王道”政治，又提出以“垦荒、均田、兴水利”七字富天下，以“人皆兵、官皆将”六字强天下，以“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九字安天下。李塨强调要“考古证今”，在

是否应回到“封建”制问题上，李塨认为“惟封建以为不必复古。因封建之旧而封建，无变乱；今因郡县之旧而封建，启纷扰”（《存治编•书后》），这就是说，当时改郡县为封建是一种“复古”，它将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第三乾嘉学派

乾嘉之际，学风大变。百余年间形成“古典考据学独盛”的局面，汉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清经解》收录考据名著157家188种1408卷，其中大多数是乾隆、嘉庆年间的著作，世称乾嘉学派，也称考据学派。该派主张为学应先求而后得，先学而后知，提倡治学要经世致用，强调“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的结合。他们还反对空谈性理的宋明理学，但又以宋学中继承了辨疑的优点，既提倡“考查一字之义，必本六书，群经以为定诂(《清儒学案》)的求是精神，又提倡学与思的结合，打破了砂锅纹(问)到底”的辨疑精神。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两派。吴派得到皇帝的支持，皖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

吴派即苏州学派，以惠栋（1697-1758）为开创者。该派主要特点是博而尊闻，罕及义理，信古尊汉，述而不作。吴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钱大昕、孙星衍、王鸣盛、洪亮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