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_城市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透视_汪国华

２００７年３月第２３卷第１期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２００７Ｖｏｌ．２３Ｎｏ．１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城市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透视

汪国华

（南京大学，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城市离婚率的上升是时下不争的事实，加之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一比率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本文在对随机抽取的个案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得不同群体出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流动；随着流动性的增强，流动者的人际关系变得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并且他们与这些复杂化的人际关系变得日趋陌生化，所以，现代化即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陌生人社会中社会约束力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曾经可以成为离婚诱发因素但能够忍受的因素在陌生人社会中都有可能引发离婚。

〔关键词〕离婚；社会约束力；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中图分类号〕Ｃ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６８９（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０５－０５

〔收稿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２５

〔作者简介〕汪国华（１９７７—）：男，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离婚率都有迅速上升的趋势。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离婚率长期高居不下，亚洲许多国家的离婚率已有接近美欧国家的趋势，如韩国的离婚率已经飚升至排名世界第三。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一直倡导“从一而终”、“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婚姻理念，婚姻是

“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在经历了像五四运动这样的社会巨变后，中国人仍然思想上恪守、行动上践行着这一理念。然而，历经了改革开放后至今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国人对结婚与离婚的观念、想法与行为却今非昔比，中国的离婚率尤其是大城市持续上升，离婚绝对数字连年攀升。

１９７９－２００５年中国离婚形势图

根据上图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来中国

离婚绝对数字扶摇直上。１９７８年中国离婚对数为

２８．５万对，而最新数字显示，２００５年我国办理离婚手

续的有１７８．５万对，二十多年里增加了６倍有余，并且全国离婚率亦呈上升之势。

就北京、上海和广州等这些大城市而言，离婚率上升更是惊人，北京尤甚。北京市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９年２０年内离婚率①整整翻了１０倍，２００２年以后离婚率上升趋势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超过日本和韩国的离婚水平。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２００年有２７３７４对夫妇办理了协议离婚，离婚率比２００３年增长了３８．９％，平均每天有７５对男女解除婚约，位居全国第二。在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广州，总体离婚率已经超过２０％，居全国第三。目前国内城市离婚率居高不下，有关统计显示，城市离婚率是４比１，城市中心地带达到３比１的比率，就是说三四个家庭里就有一对夫妇离婚。城市离婚率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农民外出务工人员离婚状况则更让人担扰。

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江西两省是农民工输出的大省。在农民外出打工的农业大县怀远县，县法院近年受理的离婚案逐年增加，２００３年为６４８件，２００４年

１－９月达５５７件，其中农村离婚案均占到８５％左右，

并且，一方当事人多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在抽查的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３月

１００件案件中，这类案件占到８５％。近年来，赣县法院受理的农村离婚案件呈急速上升趋势。据统计，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里，江西省赣县法院共受理离婚案件有５１件，其中农村离婚４７件，以外出或外出经历者居多。

农村外出的务工人员离婚率远高于留守在农村人员的离婚率，而农民工户籍仍属于当初的外出地，这种限于政策羁绊的技术上统计使得有的学者得出：农村离婚率远高城镇，但是，如果从流动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暂时属于城市，那么城市的离婚率就远远高于农村了。其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只是在计算农民工的所属上出现了争议。总体上可以认为，生活或流动于大城市中的城市人或准城市人，他们的离婚意愿比较强烈，离婚行动比较迅速。为什么城市离婚率高于农村，为什么农民离开原居住地其离婚率就显著上升？学术界对于城市高离婚率也给予了不同面向的阐释和解读。

二、多面向解读城市离婚率的走高

（一）结构视野中的城市离婚

离婚率持续走高发生于改革开放后剧烈的社会变迁大背景之下，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变革给婚姻的稳定带来巨大冲击。我国人口离婚率自１９７９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这除了受社会环境、外来思潮的影响外，社会结构的变化对离婚率的影响不容忽视。离婚率的变化与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都呈现出很强的并滞后数年的相关关系，这表明社会结构的变化先于离婚率的变化，并引起离婚率的变化。从经济与人口结构的演变维度检视离婚问题不失为一种宽泛的视域即泛结构主义视野，然而，这种宽泛的眼界终究隶属社会变迁的表征之一，透彻诠释离婚的持续攀升仍须进一步努力。

在女性社会学日益彰显的情势下，从妇女角度研究离婚问题的成果不断涌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妇女们的地位不断提高，包括文化程度的提高和职业性质的改变，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职业妇女有能力去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传统的男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日益被夫妻间男女平等所替代，并且，现代社会由于物质生活相对富裕，人们在缔结婚姻时已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彼此更加注重情感的交融与心理上的满足，一旦一方婚后感觉未得到其所期望的东西，既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便难以维持下去。

一些研究认为，１９８０年颁布的婚姻法“更体现了忽略道德记录，财产分配视需要而定，且奉行男女平等的原则”，为离婚创造了宽松的法律环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实行了无过错离婚改革，首次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随后，婚姻登记条例又大大简化了民政部门办理婚姻协议离婚的手续，协议离婚不再需要当事人所在单位出具证明，这一规定使离婚更加容易和便捷，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一些人的草率离婚，减弱了对社会、对家庭的约束能力。

家庭是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必备要素之一。传统社会由家庭所承担的各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如生产功能、消费功能、性生活功能、生育功能、抚育功能、情感功能、娱乐功能、赡养功能等，在现代社会逐渐外移、淡化或社会化，夫妇共同的责任与义务随之削弱，从而导致维系婚姻家庭关系的传统纽带愈益松弛乃至消失。不可否认，现代社会家庭功能日益淡化并紧缩，但家庭的一些核心功能仍在持续发挥作用如性生活功能、情感功能等，这种功能的精简与外移并没有实证据支撑婚姻关系由此出现裂隙。另外，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家庭日趋小型化和核心化，这种趋势的加强成为推动离婚率持续上升的动力，正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家庭规模由大变小，妇女已不再专心独自承担全部家务，相当多的家庭由于家务负担分配不当而发生冲突。另外，产业结构和城市人口结构的改变，使很多夫妻处于长期或短期分居状态，这些都是家庭婚姻中的不定安因素。

（二）文化视域中的城市离婚

从社会文化的深层背景来看，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使人们难以轻易地作出离婚选择；而现代社会“个人本位”文化使人们对婚姻关系的选择可以独立从容地进行，后者对现代社会离婚率上升起到实际的催化作用。“个人本位”的出现离不开现代社会理念的长期灌输，更不离开现代器物的潜在引导。现代社会中，电视、网络等媒体渗透带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西方的以及中国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迅速而直观地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生活、婚姻和家庭。甚至有些人以有无爱情作为择偶和婚姻成立的首要条件，使婚姻成为一种个人心理感受，个人情感和意愿的事情，是婚姻中个人行为因素增长的又一表现。与义务型婚姻相比，爱情型婚姻则表现了更多的“自我中心”和“自我认同”。由此极易诱发婚外情，多元情感和自我中心的再置必然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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