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写作

浅析《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写作王德威先生在其《想象中国的方法》一书中，以《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掀起了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一个新的浪潮，颇具惊世骇俗之势。在其后，王德威干脆另起炉灶，将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触角更加深入的探向晚清，并以该论文为注脚，最终敷衍成另一力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在海外汉学传统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左翼文学运动是直接联系起来的，并以对其的反对和批判作为他们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共同立场。通过文本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感时忧国沿用了夏志清所使用的概念，与此同时，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颓废概念，也明显继承了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理解；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研究方面，王德威与夏志清、李欧梵等自是一脉相承。

而在叙述策略上，他与一批大陆学者也有诸多渊源，陈平原也已然指出这些作家玩弄（从第一人称视角到笑料趣闻等）舶来与本土的资源，从而在此过程中更新了传统的叙事模式。袁进则提醒我们，这些小说兴起于上海、北京等特定的都市空间，它们导致了文化生产与作者/读者关系的新模式。我正是在这些学者所开创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的。[2]因此，我们很难忽视王德威著作中海外汉学传统的印记，以及对国内诸多学者的成就的吸收与借鉴。

但是值得提出的是，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他并不为传统所束缚。与欧洲丑怪小说作家如狄更斯等人笔下的人物相比，这些晚清的

丑角缺乏深刻的心里动机，但他们却展示了另一种喜剧能力[3] 比较文学科班出身的王德威，深谙西方现代文学经脉，在对晚清小说的分析研究中，引入比较文学的视野，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让晚清小说有了一种世界文学的向度。

为一段史实给定清晰的前因后果逻辑关系，是我们常有的阅读、写作经验。我们习惯于每一段文学发展的历程皆有清晰的前因后果，但我们却忽视了这样的逻辑关系，是出自于后人的话语陈述。正如王德威所说：在每一革新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出前因后果的逻辑。然而这些因果逻辑之所以清晰可解，正在于它们出于后见之明。[4]因此，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中，他摆明了自己的立场试图摆脱这种后见之明的圈套。

王德威在文中自称是在进行福柯式的探源、拷掘的工作[5]，为了摆脱五四后见之明的圈套，他努力实践着从更前往前看，从晚清前看晚清：为魏子安《花月痕》的情教寻到晚明汤显祖的《牡丹亭》，寻到孔尚任的《桃花扇》，敷衍出衍生的美学；为侠义公案小说溯源到古典说部侠义和公案两种模式的合流，指出《儿女英雄传》的叙述模式部分脱胎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将丑怪谴责小说归属于只怪传统的明清神魔小说传统；为科幻奇谭上溯到《庄子》、《山海经》等，并赋予其叙述以政治意义和历史向度，实现其将晚清文学重新放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想象历史偶然的脉络中，所可能却并未发展的走向，[6] 重理世纪初的文学谱系，发掘多年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7]的意图。

然而，我们知道，福柯标榜的知识考古/谱系学是在历史不连续性、断裂现象及事物四散分崩中寻求，重组对过去的知识考古式的甚或探源研究式的的了解。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王德威如何把自己孜孜以求为晚清小说理清的来龙去脉变为福柯的研究对象不连续性、断裂现象及事物四散分崩呢？本书第一章试图建构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的语境，并于其中界定被压抑的现代性。后续四章为全书的主干，分别处理晚清说部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谭。[8]王德威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断层，在晚清这段时间内部进行解读与阐释。他凭借自身深厚的理论储备，从社会到作者，从作者到文本，从文本到读者，再从读者到社会这样一个阐释链入手，深入把握文本与社会、作者的体验与创作风格，在被人忽视的细节、裂缝与吊诡处游走于现实世界、文本世界与作者的心灵世界之间，在作家的生命与写作，回忆与现实，体验与想象之间做出若合符节的评判。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书叙述的结构框架：在理清晚清小说兴衰更替的动态纵向思维中，实现对其自身的静态横向的类型化、单元化比较研究。

王德威的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是立足于传统的。但是，他又与其前辈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而王德威所阐发的，则是一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致力于对晚清小说进行解读，试图描画现代性的播散[9]，对作为现代文学历史支撑点的五四及其意识形态和话语结构提出疑问，寻求其叙述结构危机。我丝毫无意回到理想主义式的位置，也不因此玩弄解构主

义式正反、强弱不断易位的游戏。[10]王德威在其论文中这样宣称，但事实证明这宣称有待商榷。我的文章有意地使用时代错置的策略与假设的语气，[11]在其第一章《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就已经表明了其创作指向与思维方式。文章中理解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三个向度：创造力、心理与意识形态的机制以及文学史的反思，还有文学正典以外的中国小说等，表明了王德威以文学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范式、模式、中心的后现代性宗旨为追求的主张，在晚清小说与其历史和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钩沉想象，敷衍铺陈。

对文本的解读，王德威致力于从小说的叙事模式形式或情节布局因素来勘探作者的修辞意图与文本的意识形态指向，在《三侠五义》之类的正牌侠义公案小说中，正义也不过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文学杂耍与其说正义得以生成，不如说它终被消解；[12]对文学史的研究，他强调不同时段与不同文类间持续不断的交通往来的消长互动，80年代初期的作品已然表明，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混沌与骚乱后，有限的正义至少可以在诗学层面得以恢复。然而90年代以来的作品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教训：即便是那脆弱的诗学的正义也需要加以解构，才能显示历史的不义。年轻一代作家对文侠的可能性投上了深重怀疑的阴影，并且不再创造此类英雄。[13]至此，王德威亮出了他的解构主义底牌。

王德威颠覆传统阅读，运用想象、虚拟与重构，凸显出中国文学研究中有别于主流话语的另一个向度，丰富和充实我们过于单一的文学传统，终于，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中，用后现代性思维完

成了描画现代性的播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