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外文翻译参考文献

跨境电商外文翻译参考文献(文档含中英文对照即英文原文和中文翻译)
译文：
跨境电子商务在欧盟的发展动力和壁垒
摘要
互联网的兴起，往往是与“距离的消亡”或至少减少相关的地理距离在供应信息相关。

我们研究距离事宜仍在实物商品的网上交易是否。

我们使用的数据从一个网络消费者调查小组对网上跨境货物贸易中的一个语言支离破碎的欧盟市场。

分析结果表明，相比线下交易在同一商品的距离相关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然而，语言相关的交易成本的增加。

此外，网上交易介绍新能源贸易成本如包裹递送和在线支付系统。

在平衡，没有迹象显示在线贸易不偏向于国内市场的产品比线下交易支持。

我们提供给政策制定者推动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的跨境电子商务的选项。

在高效灵活的跨境支付系统的使用增加1%可以增加多达7%的跨境电子商务。

我们还表明，在线交易给英语语言输出国家的比较优势。

关键词电子商务/引力方程/欧盟
1.介绍
本文实证研究的在线电子商务跨境贸易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的兴起，更一般地，数字通信技术，具有LED许多观察家宣布，距离“死”（Cairncross，1997）。

在这方面，它不在乎信息所在的位置因为它只是一个鼠标点击和信息成本不再是物理距离有关。

在传统的线下实物商品贸易，证据却指向距离成本增加（disdier 和头，2008）。

贸易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信息和物理的货物运输。

问题是是否将贸易从线下到线上平台是一个足够大的凹痕在信息成本改变贸易总成本因此货物贸易模式。

Blum和Goldfarb（2006）表明，即使是纯粹的信息产品，距离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认为这是文化上的差异，随着物理距离的增加。

除了信息成本的影响，可能会有副作用，对贸易模式的影响。

网上贸易开辟了一个潜在的更大的地理汇水面积，为供应商和消费者，在产品品种和价格竞争的增加。

这两
个因素都将有利于相对脱离的离线和在线贸易对。

然而，出现在网络上，可以减缓甚至逆转这一趋势可能新的信息交易成本的来源。

新的信息成本可能是由于语言，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和贸易成本，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业务有关的。

我们做一个独特的网上消费者调查获得的商品跨境电子商务数据集。

（公民咨询，2011）根据欧洲委员会（2012），欧盟电子商务指令通过十年后，电子商务仍小于4%的总的欧洲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认为这远远低于其潜力。

该委员会是欧洲数字议程的目的是让所有的欧洲公民50%在网上买，20%至2015从事网上跨境交易。

问题是，在电子商务跨境交易的电位高于脱机交易。

我们调查了三个潜在的在线交易成本变化的来源，相比线下交易。

首先，从普通的线下贸易网络的转变使网上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性与地理距离相关。

虽然距离可能不再重要的信息和纯粹的数字产品和服务（Blum和Goldfarb，2006），商品仍然需要身体运，有时跨不同的监管制度之间的边界，达到买方。

因此，仅占总交易成本的一部分是从模拟到数字信息技术转变的影响。

其次，我们探讨的文化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如语言和法律机构的质量，作为网上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

距离相关的交易成本的减少，其他来源的成本的相对重要性可能增加。

第三，实物商品在线交易平台需要特定的基础设施，如灵活的在线支付系统和高效的快递系统。

我们衡量自己的贡献来解释网络贸易模式。

最后，我们将所有这些来源的在线贸易成本，看看正、负贡献的净影响，如家庭的偏见或“国内市场产品的偏好程度的测量。

我们使用的分析工具是用于此目的的跨境国际贸易引力模型，解释在现实经济国际贸易流量的标准工具（安德森和van Wincoop，2003）。

这种模式是根植于牛顿的想法，许多国际贸易流动的观察模式可以通过对贸易伙伴和他们的物理距离经济规模的解释。

“距离”可以更广泛地解释为一个捕获所有的变量和代理各种国际贸易成本，影响国内和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的来源。

这可能包括运输成本，关税和监管障碍相关的成本，以及合同执行差，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相关风险。

在传统的砖和砂浆的经济，信息检索是昂贵的，需要物理传输，或者将信息传递给潜在客户或反之亦然。

在这里，我们试图将信息成本从物理运输成本维度。

我们发现，地理距离相关的贸易成本的重要性确实是网上贸易大大减少，相比线下交易。

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等变量的重要性语言增加和平衡距离成本下
降。

此外，其他交易在网上交易获得成本来源尤其突出，支付和包裹递送系统。

总体而言，没有迹象表明本土偏好不显著，线上比线下，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网上结果与其他文献的脱机交易。

这可能是由于消费者（在企业对消费者（商对客）在线交易设置）更敏感，这些新的交易成本比企业（在企业对企业（商对商）离线交易设置）在建立线下关系相处。

我们很谨慎，但是在解释这些结果，因为涉及网上贸易中介的供应链显然不同于那些参与线下交易。

2.引力模型
由于货物仍然需要身体运到消费者的网上交易，我们可以假设运输成本仍然是重要的在线交易。

在线商对客贸易通常意味着个人小包裹运输而离线商对商可能来自大货物托运的规模经济效益。

因此，对货物运输成本网上买可能高于线下。

另一方面，对脱机交易中介数高（批发商，进口商，等）可能会增加线下交易成本。

我们没有数据比较在线和离线27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因此分析限制网上交易成本只有。

我们提出一个明确的包裹递送成本可变的引力方程测试在线贸易物运输成本的重要性。

引力方程可以处理国内贸易观察（I = J）。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距离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大小。

与pacchioli，2011，在应用的方法，1995和狼，2000，我们引入了国内贸易的观测变量。

这是国内虚拟系数偏差指示器，或消费者对国内对外国产品偏好程度。

家里的偏差系数基本措施各变量的综合影响，驱动在线（或离线）销售，包括任何的遗漏变量的引力方程如“自然”为国内市场偏好。

我们计算偏差仅为家网上交易因为我们没有在国内销售的产品信息离线。

然而，我们可以用离线交易的其他作者家比较产生偏差估计。

3.数据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27个欧盟成员国的网上消费者调查（市民咨询，2011）。

调查包括对消费者的在线开支的商品信息，国内以及国外的。

我们利用这些数据来构建对美国27 ×双侧27在线贸易矩阵。

我们还构建了一个脱机交易矩阵同贸易伙伴之间以及同一类商品，这样我们可以比较线上与线下的贸易模式。

离线交易数据是建立在对相应的在线销售产品类别的消费者调查报告数据的基础上，comext。

例如，当消费者报告买书或药品在线，我们使用最近的两或四位CN品类从comext贸易数据库，在这种情况下cn30“药品”和cn4901”印刷
的书籍，小册子及类似印刷材料”来计算传统跨境贸易，这些商品的价值。

诚然，这些都是不完美的比赛，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代理。

在网络矩阵的构造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从调查水平的人口水平外推。

在国家级汇总，调查数据产生估计每个消费者平均支出在我国国家网上商品在我们假设调查平均在线消费者行为的国家我们乘这一因素，代表了互联网用户的份额和用户实际在线购买的总人口推断调查平均全国平均份额代表。

我们使用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人口的百分比，是连接到互联网。

然而，这是欧盟统计局对在线消费者实际购买在线和国外购买在线共享的调查数据之间的巨大差异。

由于欧盟统计局的数字（43和10%的人口分别）低于调查数据（分别为63和32%），我们坚持以避免高估欧盟统计局。

调查数据表明，欧盟数字议程的政策目标得到所有欧盟50%的消费者在线购买和20%其实网上购物国外已经达到了2011。

基于消费者的调查，我们估计在线商对客货物贸易总额在欧盟2410亿€2011.2的总，1970亿€（80%）是在中国国内交易。

只有约440亿的€（18%）跨越国界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另有60亿€（2%）是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

比较估计在线跨境贸易的价值（440亿€）和相应的产品类别观察离线欧盟内部贸易（4910亿€）（comext），我们认为在线贸易约占欧盟所有跨境交易8.7%。

这表明商品相关类在线订单货物的物理构成跨境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是到什么程度的离线和在线贸易数据实际上是相当。

另一方面，离线和在线交易涉及相同的消费品销售：图书，电子产品，服装，等等这些都和最终产品的贸易额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决定的。

然而，对供应链的组织是非常不同的。

脱机交易主要是进行企业对企业（商对商）。

批发商进出口和使用零售商作为中介机构的一个很好的到达最终消费者之前。

相比之下，网上贸易主要商对客，在线批发商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

在供应链中的可能，差异，导致不同的结构的交易成本支撑的两套贸易流动。

批发商经常与外国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固定成本可以摊销许多交易。

交易规模可能更大，再次引发规模经济。

离线商对商跨境贸易数据将必须与零售价格总利润产生贸易价值的人物，相当于直接商对客估计。

因此，在线商对客代表商对商跨境贸易8.7%以上的估计应谨慎解释。

3.1文化和制度变量
当代的贸易引力模型应用通常包括贸易伙伴之间共享的语言作为解释变量，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重要的。

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距离代理”（Blum 和Goldfarb，2006）。

在商对客交易环境，共同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但语言的相对重要性可能类型的好的变化。

这可能是例如书籍跨境贸易更重要，比那些或多或少在世界电子产品。

我们的数据不允许我们用良好然而式贸易。

我们还引入了一个虚拟的最大和最广泛的共享语言组在欧盟，英国，法国和德国，作为语言对跨境电子商务影响的另一个措施。

衡量在线交易制度质量的作用，我们构建的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质量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全球治理指标。

这是为了捕捉预期贸易分歧争议在线贸易进口商和出口商之间的结算相关费用。

在欧盟的一个在线商对客特有的方面是，消费者购买国外还是国内法律保护消费者，而不是在出口国的法律。

这意味着，消费者并不真的有选择的法律制度中，他们开展网上交易。

然而，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些；因此，当他们选择外国政权，他们选择一个看起来更可信的比较法律系统的质量。

一个系数接近于零，表明消费者的注意的法律问题。

3.2在线环境的质量
它是确定可能的贸易成本相关的商品在线交易的具体组织需求的重要。

虽然他们可能被包含在捕捉所有的“距离”变量引入三个解释变量显式关系到整体的有利环境，在商品的网上贸易。

第一个是在线支付系统相关，运输成本的第三。

因为消费者需要方便地访问在线跨境支付结算交易以最低的交易成本。

我们捕获的在线支付系统的成熟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在交付现金支付的市场份额被认为是支付系统的相对不发达的一个指标，结合在线支付和交易成本高，缺乏相互信任（钱运输）。

相比于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系统，它是一种昂贵和危险的系统，它涉及大量现金的运输，运输和消费需要在相同的位置，相同时间点。

其次，支付宝的市场份额为代理的在线支付系统，消费者信任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成熟。

但是可能还指出，在当地银行系统的不足，使支付宝帮助消费者规避这些缺陷。

信用卡和借记卡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广泛使用，由银行系统支持。

我们不接受信用卡和借记卡作为一个指标股。

这些卡在所有欧盟国家中是很常见的，他们的交易是与前两变量高度负相关。

事实上，在交货和支付宝现金也呈负相关。

为了避免多
重共线性问题，我们使用这些变量在不同的回归。

由凯捷等人的世界支付报告得到了货到付款和支付宝的指标。

（2011）。

n高效的快递系统在需要的地方，实际装运货物从仓库到消费者，减少物理运输成本和交货时间。

如上所述，从离线到在线贸易的转变只有降低贸易成本信息成本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物理运输成本；相反，因为在包裹快递相比，散装货物的规模不经济，物质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

文献中的运输成本对贸易的作用尚不明确。

lendle等人。

（2012）表明，距离系数几乎是海运费用列入不受影响。

在这条线的马丁内兹和诺瓦克zarzoso雷曼（2007）分析影响海上运输和公路运输成本和出口发现距离不是运输成本的一个很好的代理。

kuwamori（2006）表明，距离是决定运输成本的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

我们抓住这个引入快递成本指标：国外国内包裹快递费用的比例，从该等。

（2011）。

我们把国外的快递费用由贸易大国对和方向。

包裹的运输成本对于一个给定的国家，对不对称。

数据覆盖包裹快递费用由邮政服务，而不是商业快递服务。

他们是官方公布的价格，不议价率大型在线零售商。

邮政包裹快递价格可以分成两部分：成本在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成本。

这两个价格构成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国家往往是由邮政市场和商业快递竞争自由化程度的影响。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独立的数据源来检查这些数据与商业快递运输成本的一致性和主要的在线零售商，拥有自己的物流网络。

4.总结和结论
我们可以套用马克吐温说“距离的死亡谣言被大大夸张了”。

然而，在这个谣言是有道理的。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地理距离的重要性是在线贸易大大减少，相比线下交易，由于在数字经济中，使消费者能够扫描更多领土，满足他们的愿望，把他们的购买订单中的信息成本的急剧减少。

另一方面，有跨越语言边界相关的贸易强劲增长的成本。

在距离和语言的系数的值的变化确定不同的回归模型。

第二，我们跑不属于任何统计学意义到欧盟的跨境电子商务模式的观察包裹投递成本模型。

然而，在线支付系统的效率是在欧盟跨境在线贸易的一个重要驱动。

这使得政策制定者很少监管保证金提高跨境在线贸易。

数据显示，在网上支付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的改进将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第三，研究结果初步表明，相比传统的线下贸易家偏不在在线市场提供明显不同。

尽管降低信息成本扩大市场，促进消费者购买外，消费者仍有强烈的倾向在国内购买。

语
言的障碍，当然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未观察到的变量也可以部分的解释其他。

欧盟政策制定者有固定的数字议程的政策目标，在越来越多的在线电子商务贸易（跨境）。

这可能会令人吃惊因为贸易只是一种手段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本身不是目的。

电子商务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消费者的福利，提供更多的价格竞争多样性增加。

我们的数据不允许调查这些福利的影响，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在线交易量是一个很好的消费者的感知利益的代理指标。

在这个意义上说，电子商务政策遵循欧盟的单一市场，旨在减少线下的贸易壁垒，以促进价格竞争和增加供应的多样性促进跨境贸易的脚步。

电子商务极大地降低信息传输成本。

这开辟了一个更广泛的地域汇水面积为消费者和供应商。

本文表明，然而，（跨境）电子商务仍然受到贸易壁垒；不仅在实物交割成本和监管障碍方面也有新的贸易成本的语言市场分割和在线支付系统诱导。

消费者在线支出总额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成为网购和移动较大的网上购物分享更多的信心增加。

这种增长潜力的重要限制是在线购物篮的组成。

我们使用表明这是偏重于数量有限的商品，如电子产品，服装消费调查数据，音乐、电影和其他一些物品。

网上购物篮有很大不同，从整体的消费品篮子，可能是因为其他类型的商品不适合自己这么容易在线贸易。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网上消费篮子的构成和限制，探索拓宽，可以在线交易商品的范围的方法。

即使网上购物总额仍有相当大的增长潜力，重力模型表明，国内国外网上购物的比例不改变，是因为它阻碍了语言的碎片在欧盟市场。

因为只有36的729美国国家间的共同语言，在线零售商想拓展海外业务是强烈建议有一系列的网站语言版本。

然而，很难看出语言可能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工具变量。

最后一句警告。

这种分析是基于一个单一的欧盟消费者调查数据集，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在欧盟国家在线跨境贸易的价值和方向。

显然，这些数据不具有相同的效力更为全面和详细的国际货物贸易统计，线下多年积累的。

他们提供了第一次见识更努力得去建设更全面、可靠的在线跨境贸易的数据集，将使一个更详细的驱动程序和严格的测试，在线跨境贸易的障碍。

进一步的工作将包括对特定产品的跨境贸易、更多的细节、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价格。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and Van Wincoop, 2003J. Anderson, E. Van Wincoop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Am. Econ. Rev., 93 (2003), pp. 170–192
[2] Baier and Bergstrand, 2009S.L. Baier, J.H. Bergstrand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using matching econometrics.J. Int. Econ., 77 (2009), pp. 63–76
[3] Berthelon and Freund, 2008M. Berthelon, C. Freun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Int. Econ., 75 (2008), pp. 310–320
[4] Blum and Goldfarb, 2006B. Blum, A. Goldfarb.Does the internet defy the law of gravity.J. Int. Econ., 70 (2006), pp. 384–405
[5] CapGemini et al., 2011CapGemini, Royal Bank of Scotland, EFMA, 2011. World Payments Report,
[6] Coughlin and Novy, 2009C. Coughlin, D. Novy.
Is the International Border Effect Larger than the Domestic Border Effect: Evidence from US Trade, Research Article Series 2009/29Nottingham University, Leverhulme Centre (2009)
[7] Disdier and Head, 2008A. Disdier, K. Head
The puzzling persistence of the distance effect on bilateral trade.Rev. Econ. Stat., 90 (2008), pp. 37–48
[8] Helpman et al., 2008E. Helpman, M. Melitz, Y. Rubinstein. Estimating trade flows: 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Q. J. Econ., 123 (2008), pp. 441–487
原文：
The drivers and impediment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the EU Estrella Gomez-Herrera, Bertin Martens, Geomina Turlea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death of distance” or at least the decreasing relevance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in the supply of information. We investigate whether distance still matters for online trade in physical goods. We use data from an online consumer survey panel on online cross-border trade in goods in a linguistically fragmented EU market. The analysis confirms that distance-related trade costs are greatly reduced compared to offline trade in the same goods. However, language-related trade costs increase. Moreover, online trade introduces new sources of trade costs such as parcel delivery and online payments systems. On balance, there are no indications that online trade is less biased in favour of home market products than offline trade. We examine options available to policy makers to boost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the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A 1% increase in the use of efficient and flexible cross-border payment systems could increase cross-border e-commerce by as much as 7%. We also show that online trade give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English-language exporting countries.
Keywords
•E-commerce;
•Gravity equation;
•European Union
1.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online e-commerce on cross-border trade patterns.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nd, more generally, digital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has led many observers to announce the “death of distance” (Cairncross, 1997). In this view, it does not matter anymore where information is located since it is only a mouse click away and information costs are no longer related to physical distance. For traditional offline trade in physical goods however, the evidence actually points to an increase in distance costs (Disdier and Head, 2008). Trade is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physical shipping of good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shifting trade from offline to online platforms makes a sufficiently large dent in information costs to change total trade costs and therefore the pattern of trade in goods. Blum and Goldfarb (2006) show that even for pure information products, distance stil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They attribute this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t increase with physical distance. Apart from information cost effects, there may be secondary effects that affect trade patterns. Online trade opens up a potentially much larger geographical catchment area, both for suppliers and consumers, with an increase in variety of available products and in price competition. Both factors would favour a relative shift away from offline and towards online trade. However, new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rade costs may arise online that may slow down or even reverse this trend. New information costs may be attributable to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trade costs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s of e-commerce infrastructure.
We apply this framework to a unique datase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goods obtained from an online consumer survey (Civic Consulting, 2011) in a linguistically fragmented EU market to explore policy options to boost the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ten years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EU E-Commerce Directive, e-commerce is still limited to less than 4% of total European cross-border e-commerce trade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is far below its full potential. The Commission’s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 aims to get 50% of all European citizens to buy online and 20% to engage in onlin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by 2015.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potential for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is higher in e-commerce than in offline trade.
We investigate three potential sources of changes in online trade costs, compared to offline trade. First, the shift from ordinary offline trade to internet-enabled online trade may reduce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related trade costs. While distance may no longer matter for information and purely digit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Blum and Goldfarb, 2006), goods still need to be physically transported, and sometimes cross borders between different regulatory regimes, to reach the buyer. Consequently, only part of the total trade costs is affected by the shift from analogue to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ond, we assess the role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language and the quality of legal institutions, as determinants of online trade patterns. As distance-related trade costs diminish,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other sources of costs may increase. Third, online trading platforms for physical goods require specific infrastructure, such as flexible online payment systems and cost-efficient parcel delivery systems. We gauge their contribution to explaining online trade patterns. Finally, we combine all these sources of online trade costs and look at the net effec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ributions, as measur ed by the degree of home bias or the “natural” preference for home market products.
The analytical tool that we use for this purpose is the gravity model of cross-border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standard workhorse for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in the offline economy (Anderson and Van Wincoop, 2003). This model is rooted in the Newtonian idea that many of the observed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economic size of the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ir physical distance. “Distance” can be more broadly interpreted as a catch-all variable and proxy for various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that affect the relative price of
domestic and imported goods. This may include physical transport costs, the cost associated with import tariffs and regulatory barriers, and risks related to poor contract enforcement betwee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In a traditional bricks and mortar economy, information retrieval is costly and requires physical transport, either to bring information to potential customers or vice versa. Here, we try to separate the information cost from the physical transport cost dimension.
We find that that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related trade costs is indeed greatly reduced in online trade, compared to offline trade. On the other hand, socio-cultural variables such as language increase in importance and counterbalance the declining cost of distance. Moreover, other sources of trade costs gain in prominence for online transactions, in particular payments and parcel delivery systems. Overall, there are no indications that home bias is less significant online than offline, if we compare our online results with others in the offline trade literature.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consumers (in a business-to-consumer (B2C) online trade setting)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se new sources of trade costs than businesses (in a business-to-business (B2B) offline trade setting) dealing with each other in more established offline relationships. We are cautious however in interpreting these findings because the supply chain of intermediaries involved in online trade clearly differs from those involved in offline trade.
2.The gravity model
Since goods still need to be physically transported to the consumer following an online transaction, we can assume that transport costs remain important in online trade. Online B2C trade usually implies transport of individual small parcels while offline B2B may benefit from economies of scale in large cargo consignments. Consequently, physical transport costs for goods bought online could actually be higher than offline.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gher number of intermediaries in offline trade (wholesalers, importers, etc.) may add to offline trade costs. We have no data to compare online and offline trade costs between 27 EU member states and therefore limit the analysis to online trade costs only. We introduce an explicit parcel delivery cost variable in the gravity equation to test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al transport costs for online trade.
The gravity equation can also handle observations on domestic trade (i = j). In that case, domestic distance is a measure of the size of a country. In line with the methodology applied by Pacchioli, 2011, McCallum, 1995 and Wolf, 2000, we introduce a dummy variable for domestic trade observations. The coefficient of this dummy is an indicator of home bias, or the extent of consumer preference for domestic over foreign products. The home bias factor essentially measures the combined impact of all the variables that drive online (or offline) sales, including any omitted variables in the gravity equation such as “natural”preference for the home market. We calculate home bias only for online trade since we have no information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