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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文学作品研究

冯淑楠中文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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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和最重要的小说家，在散文，旧诗词，文学理论，翻译等方面也有独特的贡献。以小说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胡愈之如是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郁达夫终其一生，都坚持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方向，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本文暂且也主要从这两方面对郁达夫文学创作做些许研究。

1920——1921年在日本留学期间，郁达夫写作小说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和《沉沦》、《南迁》，1921年10月结集为《沉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说集。小说主人公因对爱情的渴望得不到满足，又不堪忍受异族的欺凌，最后投海自尽。小说大胆描写了这个受五四思潮的洗礼而觉醒的现代知识青年“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以及由此而生的变态性心理，激起强烈反响。作品最后主人公喊出：“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表达了当时青年人深沉的时代郁愤！

1922年7月回国以后，郁达夫为生活所迫，辗转于安庆、上海、北京、武昌等地，广泛接触了国内生活，创作视野逐渐开阔，目光转向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者，《茑萝行》、《青烟》、《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或写回国后生计的困难，或把知识者和劳动者的同病相怜，或把历史故事揉进现实生活，表现出从书写性的苦闷向诉说生的苦闷的转移。

《过去》《迷羊》，显示了郁达夫创作路向的转折。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力图展现现实生活的容量，试图描绘时代的风云，革命的波澜，有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从30年代初移居杭州后，生活环境的变化使他的隐逸思想有所抬头，在《迟桂花》《东梓关》等作品中流露较浓，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由武汉而新加坡而印度尼西亚，数度迁徙，坚持进行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而此时他的创作也表现出一种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风格激越、昂扬、乐观，一扫早期作品的忧郁、感伤情调。“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匈奴未灭，家于何有，我们这些负有抗战建国重担的男儿自然要再接再厉，重上前线去尽我们的天职。”（《国与家》）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如此振奋呢？他自己说过：“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做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是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 ,直至被日本宪兵队暗害，他一直都没有放下战斗的笔。他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令人悲愤，促人奋起的爱国主义诗篇。”（《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言为心声，作家的感情往往寄托其文学作品中。有人讲，“支持郁达夫走完他一生道路的，应该说，就是他深沉的爱国主义。”（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正确地看到郁达夫身上的这一根主线，对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其曲折的人生和他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本文试着从其爱国主义思想的角度来探析他的文学作品或创作特点。

郁达夫开创了现代抒情小说，亦称“自我小说”的新体式，“零余者”是其小说人物形象典型。这一人物形象的创造有着明显的时代背景，也最直接表现作者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之情。

郁达夫创作小说时，中国正处于中国正处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压、国际政治地位十分低下的时代。“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历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军阀政府腐朽无能，法西斯独裁专制，黑暗势力仍旧非常强大。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亡国灭种的大祸就要降临，于是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的汹涌大潮中奋力打倒旧传统，以个性解放理想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怀着浪漫的冲动去歌颂爱情、张扬自我、庆祝再生，建筑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以后，黑暗势力更加猖獗，个性解放的理想没能实现，一时又找不到反抗黑暗势力、黑暗社会的有力武器和出路，他们不敢沉沦却又无力自拔，他们愤世嫉俗，感伤忧郁，内向而又敏感，孤傲而又自卑，又有浓重的理想色彩。这是“零余者”作为郁达夫小说中一个形象系列共有的气质。小说中这些形象有：《南迁》、《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的“他”、“伊人”、“Y君”，《茫茫夜》，《风铃》、《秋柳》中的于质夫等。作者借“零余者”的形象反映出在当时的民族觉醒时期青年知识者审视自身和民族伤痕所产生的幻灭感和危机感，发出了五四文学中个性主义与自我表现、自我反省的声音。

其次，在郁达夫的小说中，颓废的气息，对色与欲的描写有着明显的地位。“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李初黎

以《沉沦》为例：因为在异国他乡，饱受“性的苦闷”与“外族冷漠歧视”的“他”渴望真挚的爱情，并愿为此抛弃一切。然而这种渴望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的内心逐渐失去理智的控制，之后就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心态，以及对性的渴望。小说中的他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诉求:“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对性的渴望，使他开始自渎，窥视日本少女洗澡，甚至到妓院寻欢，只为了寻求自己感官上的一时愉悦与满足，最终深陷在邪恶的沼泽里不能自拔。小说中洋溢着颓废的气息，花街柳巷，秦楼楚馆，作者将色与欲的描写独特地运用到文章里，但是这跟“诲淫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沉沦》里主人公的自渎、窥浴、找妓女……当这一切发生后，他又后悔万分，这是他们青年人深受社会现实的压迫，因诸多的社会原因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两性关系，抑制人们正常的对性爱的追求，从而使合理的要求成为被扭曲的以至变态的心理，产生不健康的性行为。郁达夫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批判了封建道德、抨击了虚伪礼教，伴随着痛苦的自我剖析和自我认识，同时力图在文学作品中探讨人的自然本性。另外，主人公最后呼喊“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这也是作者内心的挣扎和呐喊，它表达了郁达夫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也是对当时黑暗社会里所有中国人的呼唤和激发。

另外，郁达夫小说的又一特点是既以抒情为中轴而轻视情节的营构，即结构的散文化。刘志荣评价说：“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可是说实在的，他那支自由脱俗且富有情韵的笔更适于写散文和诗。他的小说也是“散文的”、“诗的”，宛如一首首抑扬顿挫的独奏曲或回肠荡气的咏叹调。”

郁达夫自己也认为“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他的小说通常没有完整的情节，更不去经营情节的曲折，紧张，他注重抒发主人公抑郁寡欢，孤独凄清的情怀，坦诚率真的暴露和宣泄人物感伤，悲观甚至厌世颓废的心境。这种情绪化的写作，带有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更易依法读者设置同时代青年的强烈共鸣。首先这种写法会体现“自叙传”的色彩，作者对社会的呐喊揭露常以第一人称主观叙事“零余者”形象表现出来，感情强烈。其次，郁达夫小说多有伤感、忧郁、直率的抒情格调，体现出或浓或淡的感伤格调，他说出了别人不敢说,道出了别人不敢道的心灵深出的苦闷和压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沉沦》中虽无贯穿前后的情节线索，但主人公“他”的孤独感，苦闷感却一以贯之。这种一任感情波澜起伏的笔法，表达着作者的社会态度和对人生的感情，呼应着五四时代的心理氛围.

郁达夫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把对祖国的控诉呐喊及期望身体力行地用笔写下，他不是政客，却用笔给自己的人生书写了一条爱国者的长篇之路，在文坛上熠熠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