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语活用与相关的几种修辞手法

第１２卷第３期（２００７）Ｖｏｌ．１２Ｎｏ．３

（２００７）论词语活用与相关的几种修辞手法

王小敏

（兰州城市学院甘肃方言研究所，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词类活用的现象，修辞学家称之为“转品”或“转类”。实际上，词语活用还有更为宽泛的含义，它们或多或少都与修辞手法相关联，如词语的借用与借喻、别用与别解、仿用与仿拟、缩用与节缩及词语的拆用等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词语活用既是对词语功能的发挥，对词语意义的丰富；同时作为特殊的修辞手段，它们在书面语和口语表达中起到了渲染词彩、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作用。关键词：词语活用；修辞手法中图分类号：Ｈ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０２０（２００７）０３－０１５－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１－０３

作者简介：王小敏（１９６６—），女，福建泉州市人，兰州城市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兼甘肃省语言文字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主要从事现代汉语、修辞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一种语言当中词语的结构与意义一般是约定俗成、固定不变的；而且词法结构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随意拆换使用。词语意义的相对固定性和完整性，使得人们大部分的交际活动能够延续并最终获得成功。但是，影响语言交流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语境因素、使用者的个人因素以及语言自身的特质等等，都会对词语的使用产生影响。汉语的词汇体系庞大，词法规则严谨，但是这些丝毫不会影响语言词汇的创造性使用和词语意义的进一步引申和补充。在一些早已有公论的词语规则之外，我们常常会发现不少

“活用”词语的现象，这些语用实例既是对词语功能的发挥，对词语意义的丰富；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又都与修辞手段密切相关，或者说他们中有些用法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手段，在书面语和口语表达中起到了渲染词彩、气氛，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作用。下面我们就从词语活用的几种主要类型入手，将他们与修辞学上相应的辞格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一、词语借用与借喻辞格

巧妙的词语借用，往往能加强语言的谐趣化色彩，有人写其同事为搞科学研究而用脑过度，出现了秃顶，便这样形容：“他硕大头颅顶部的头发经不住长期的‘营养不足’，都纷纷脱离‘工作岗位’，‘下海’去了……最令他伤心的是连最后几个‘独傲霜雪’的‘忠诚者’也在这几次‘行动’中下了台。终于在头顶上独立出了个‘地中海’……”句中加注了引号的借用语，表义俏皮、

幽默，词彩、词趣盎然，远比直接描写他如何废寝忘食、忘我工作要强得多。另如：“某些官员只想着自己的政绩和乌纱帽，说话只会用

‘虚词’不会用‘实词’，‘非典’突发之初依然不作为，讲假话。党中央及时发现，对此果断决策。”句中非常巧妙地借用了语言学术语“虚词、实词”用来讽刺一些官员在“非典”爆发的紧要关头，却空话连篇，不办实事的官僚作风；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借用语一定要加注引号，

以表示与它的原意有所区别。我们知道，修辞学中的借喻格本身就是打比方［１］，宋代陈骙在

《文则》中也称这类形式为“隐喻”。虽然本体和比喻词都不出现，以喻体直接代替本体，但并不需要引号的提示，因为读者往往一看便知其意。如鲁迅先生的《故乡》中对多年后再见童年时的伙伴闰土后，有这样的心理描写：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作者仅仅以“厚障壁”来比喻“我”和闰土之间形成的感情距离，并无过多的言词解释，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作者心中的隐隐的失落与苦痛，其效果可以说是喻格的神功使然。高尔基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海燕》，曾经用过一个很有名的借喻：“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将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这段文字与整篇散文的意象相呼应，极为形象地凸现了作为勇敢革命者之隐喻的“海燕”，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由此看来从表达效果上说，词语借用和修辞上的借喻辞格是异曲同工、不分伯仲的。其实，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表达，只要能将表达者的主旨精准、传神地表达出来，就应当算是好的、

成功的修辞。二、词语别用与别解辞格

词语别用就是有意曲解词语的意义，将词语的本意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手法。比如“三心二意”一词的原意是心里想这样又想那样，形容犹豫不决或意志不坚定。但有人在表达中就把它别用了，说成：“学习就是要做到三心二意，所谓‘三心’是指：一要专心，集中精力；二要虚心，不骄不躁；三要有恒心，坚持不懈。‘二意’是：留心观察；留意积累。”看来，词语别用，不仅可以开拓词语的新意，还能在文章标题中造成悬念，产生吸引读者追根究底的磁力。当今，具有一定影响力，而且报刊引用频率很高的比如：粉丝、海龟派、

玉米等词最初都是词语别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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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产物。“粉丝”原本是一种食品的名称，但因其与英文的ｆａｎｓ（狂热者、迷）的读音近似，于是被用来指代“狂热的追星族和球迷”，由于报刊、电视等媒体的频繁使用，现在其别用的新意义——

—追星族，早已超过了它的本意———食品。“海龟派”一词最早也是别用的结果，即：将

“海归派”有意误用的产物，用以讽刺一些出国“镀过金”后因种种原因转而回国谋求发展的人士。“玉米”一词，现主要指轰轰烈烈的第一届“超级女生”冠军李宇春的歌迷，因“玉米”与“宇春迷”中的两个字谐音相似，所以是实实在在的词语别用的产物。尽管媒体别用新意义的频率很高，但人们当然不会就此忘却

“玉米”的本意是一种粮食；而本意与新意义的并存，有一种无形的暗示与比较的作用，令词语新意义的修辞效果非常突出。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除非有意识地别用，词语一般不能随意另作他解。但在表达实践中“别解”辞格（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赋予词语以不曾有的新意义），却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尤其是当代青少年口头的一些新词语，更是将别解辞格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如“新新人类”们把白领、骨干、精英简称为“白骨精”，说“贤慧”就是“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特困生”指的是“上课特别困的学生”“神童”就是“神经病儿童”等［２］，表现了人们对当今社会上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关注，对某些成功人士或新鲜事物的评价和讽刺。毫无疑问，别解辞格的使用让本来单义、理性的词语变得寓意丰蕴而富于表现力。词语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它反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词语的别用所衍生的词语新意义，可以说是词语发展演变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它体现了语言使用者们不总是被动地接受旧有的语用习惯，而是要不时地创造一些新的用法，进行某种新的尝试，用以不断地补充、

丰富语言词汇。事实证明，语言的自身清洁功能和筛选功能，会决定新生词语、词义的命运，普通民众作为最具权威的语言使用者与创造者，将会见证其过程与结果。

三、词语仿用与仿拟辞格

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把词语的用法变换一下，很普通的词也常常会产生极好的修辞效果，显示极活跃的修辞功能。仿用是人们借用同音或近音词替换固有词语中的某个成分或者模仿人们熟知的某个词语再造新词，［３］从而表达一个全新的语意内容，收到奇绝幽默的表达效果。电影文学剧本《创业》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龙二井又有油和水的矛盾，这是它的特殊性。周队长说，要促使矛盾转化，就要捞水，把水捞干。我们想一不做，二不休，搞它个水落油出。”文中的“水落油出”显然是仿用词语“水落石出”而来的。只巧换一字，词义全新，生动表现了说话人的爽直个性和执著精神。仿用词语是对语言功能的积极发挥，它充分体现了汉语词汇的灵活性和再造功能，汉字的表意性特点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学上，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仿拟辞格，它的使用受一定的条件限制；被仿拟的词语必须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而且，使用时常常需要和原词以对举的形式出现，表达效果才明显。老舍在《打倒洋八股》中写道：“大道理用清浅现成的话说出来，叫做深入浅出。小道理用晦涩难懂的话说出来，叫做‘浅入深出’。没有道理而说些怪话，叫做‘只入不出’，地道废话！”其

中“浅入深出”是由成语“深入浅出”仿拟变异而来，离开了约定俗成的固定形式，后面的变异和就无从说起，整个推理论证也就不成立了。口语表达中的仿词多用来表达特殊情境下人物的特殊情感和语气，如校园中两个学生的对话，甲说：“这个周末咱们跳舞去吧？”乙一脸不屑地回答：“跳舞？还跳六呢！别忘了马上期中考试了。”仿词辞格的实质是新意义驱动下的对原有符号形式与意义的突破与再创造，而近些年盛行的手机短信则多以仿句的形式出现，体现了其创作者与传播者的文化素质与审美品位，虽然其中不乏调侃、讽刺与戏谑，有的甚至充斥着对某些规矩的挑衅和对现实的不满。但语言的韵味十足，情趣盎然。笔者曾读过一则仿

《红楼梦》诗句的短信：“满纸废号码，一把辛酸泪。都云彩民痴，谁解其中味？”

（原诗句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种借古讽今的句式仿用，深刻而又俏皮地揭示了一些痴迷买彩票但又始终一无所获的人的无奈心理，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可圈可点，修辞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四、词语缩用与节缩辞格

汉语的词语结构是有伸缩性的，表现为以词为基本构句单位的语句，在具体的语境中可以根据需要缩减为以字为基本单位形式，如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缩用成“投桃报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缩用成“见仁见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常被缩用成“桃李不言”，“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常被缩用成“张三李四”等等。词语缩用最主要的目的是使语句简洁精炼，另外，有的还有平仄韵律上的考虑，为的是音韵和谐、读来上口。（“投桃报李”和“张三李四”都是平平对仄仄的搭配）当然，词语缩用要有一定限度，必须是约定俗成的，任意地缩减原本固定的语素，势必会造成一些意义因素的丢失，严重的甚至会篡改词语原本的意义，比如“不尽如人意”原义为“事情的发展和结果并不像人们事先设想的那样。”有人想当然地将之缩减为“不尽人意”

，结果只能造成语意不通。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是对古代汉语词汇体系的继承与延续，古代汉语以

“单音节词”（即单字）为基本的构句单位，现代汉语虽是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但同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文言词和文言用法，这就为当今词语的缩用提供了一定的语用空间。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为了使语言简明，音节协调或者其他的修辞目的，把一些音节过多的词语加以删节、压缩或归并的节缩辞格，［４］在古代诗文中是极为普通的一种修辞手法，如白居易

《费凤别碑》中的“司马慕蔺相，南容复《白圭》。”“司马”就是对“司马相如”的节缩，“蔺相”就是对“蔺相如”名字的节缩。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句的《吕览》是对吕不韦《吕氏春秋》书名的节缩。《列子・汤问》中“投诸渤海之尾”，“诸”是对“之于”的合音节缩。当然，这些节缩只是为了语音和字形上的方便，词语的意义并没有增减。

词语活用还表现为有些词语的拆用，如

“排忧解难”本来具有整体性，有人却把它拆开使用：“排群众之忧，解百姓之难。”汉语中有大量的离合词，像“慷慨、站岗、鞠躬”等等，他们既可以单独作一个整体的词来用，也可通过中间加入别的词语拆分开使用，如扩展成“慷国家之慨”，“站好最后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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