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原文(拉索尔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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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拉索尔·贝克
我8岁时便进入了新闻界,那是我母亲的意思。她希望我自个儿“有所建树”,于是在对我的能力作了冷静的估量后,便认为我若想在竞争中不给落下的话,还是早点起步为好。
母亲早就看出我性格中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闯劲”。在我看来,一个最惬意的下午应是躺在收音机前,重读我所喜爱的了不起的小书系列《迪克·特蕾茜遇见史杜基·维拉》。母亲对无所事事深恶痛绝。看到我一副悠哉游哉自得其乐的样子,她难以掩饰她的厌恶。“你一点进取心也没有,像个木头人,”她说道,“到厨房帮多丽丝洗碗碟去。”
我妹妹多丽丝虽比我小两岁,她那充沛无比的精力足能抵上一打人。她十分热衷于洗碗、铺床和整理房间。才7岁,她就能拿着缺了秤的奶酪赶回小杂货店,威胁老板说要告他,然后兴高采烈地带回补足分量的四分之一磅奶酪,老板为求宽恕还另加几盎司。要不是个女孩,多丽丝一定会有出息。就因为这一缺憾,她能指望的最好出路无非是当个护士或教师。在那个时代,一般认为有能力的女性也只能从事那些工作。
这肯定让我的母亲感到沮丧,命运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赋予她女儿进取心,而留给她一个只满足于读读《迪克•特蕾茜遇见史杜基•维拉》的儿子。尽管失望,然而她却毫不自怨自艾。不管我愿不愿意,她决心要使我有所出息。“自助者天助”,她是这么说的,也正是这样想的。
对于困难她很现实。估量了我这块上帝交给她并让她塑造的“料子”后,对其能否成才她不抱奢望,她从未强求我长大后当美国总统。
50年前,做父母的依然会问儿子长大后想不想当总统。他们决不是开玩笑,而是相当一本正经。不少出身贫寒的父母依旧相信他们的儿子能做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就当上了。我们距林肯只有65年。我们中间有许多祖父辈的人依然记着林肯时代。也就是这辈人最爱问你长大后要不要当总统。作肯定回答的小男孩出乎意料的多,而且他们还当真这么想。
我就被人问过好多次。我总是回答说,不,我长大了不想当总统。有一次,别人这么问我时母亲也在场。一个上了年纪的伯伯提出了这个老话题,当了解到我对总统宝座毫无兴趣后,他问道:“那么你长大后想干什么?”
我爱到垃圾堆中翻捡贴着漂亮标签的罐头和空瓶,还喜欢翻阅人家丢弃的杂志。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可向往的工作马上跳进了我的脑中,“我要当个垃圾工。”我说道。老伯伯笑了,而母亲则第一次痛苦地注意到我越来越不成器了。“你给我有长进点,拉索尔。”她说。叫我拉索尔是她不愉快的一个信号。当她赞成我的想法的时候,总叫我“老弟”。
到我8岁时,母亲认准了让我起步走向成才之道已迫在眉睫。“老弟,”有一天她说,“我要你今天一放学就回家。有客人要来,我想让你见见他。”
那天下午当我冲进屋里的时候,她正在客厅与柯蒂斯出版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交谈。她介绍了我。他弯下身子与我握了手。母亲说,我渴望得到征服商界的机遇。他问道,这是真的吗?
母亲回答说,我生来就具有一种想出人头地的可贵的信念。
“是的。”我小声答道。
“可你有没有生意场上获取成功所必需的那种勇气、个性和绝不退缩的意志?”
母亲说我当然有。
“是的。”我说道。
他默默地注视着我良久,像是在掂量我是否可以被委以重任,然后就坦率地说开了。在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之前,他说,他要提醒我,为柯蒂斯出版公司工作对年轻人来说是份很重的担子。这是美国大公司之一,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出版社。不用问,我肯定听说过《星期六晚邮报》吧?
岂止是听说?母亲说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星期六晚邮报》,而我呢,事实上是带着宗教般的虔诚来阅读它的。
那么毫无疑问,他说,我们一定也熟悉刊物天地中的两大支柱:《妇女家庭杂志》和《乡村绅士》杂志吧。
我们确实知道,母亲说。
能成为《星期六晚邮报》的一名代理在商界堪称最大荣耀,他说道。他本人便深为自己系这家大公司的一分子而无比自豪。
母亲说他这样想是理所当然的。
他又端详起我来,简直就像是在盘算我是否可以被授勋封爵似的。末了,问道:“你靠得住吗?”
母亲说我诚实到极顶。
“是的。”我说。
来访者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他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幸运儿。他欣赏我的胆量。大多数年轻人视生活如儿戏。这些人在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发展。只有勤于工作,肯节俭,且能保持脸面整洁、头发光亮的年轻人,方能指望在如今的世道出人头地。他还问我,是不是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他当然是这样认为的。”母亲说道。
“是的。”我说道。
他说他对我留下深刻印象,打算栽培我做柯蒂斯出版公司的一名代理。他说下周二会有30份新印出的《星期六晚邮报》送到我家门口。我得把这些油墨尚未干透的杂志装进一个漂亮的布包里,再将包挎到肩上,随后穿街走巷,将这些集新闻、小说以及漫画的精华于一处的最高典范带给美国大众。
那个帆布包他正带在身上,他对其毕恭毕敬。宛如对待神父穿的十字褡一样,他向我示范如何把背带绕过胸前挂到左肩上,右手便能轻而易举地伸进包内,将这些新闻、小说和漫画的最佳之作迅速取出并销售给大众。人们的快乐和保障就靠我们这些新闻自由的卫士了。
到了下周二,我从学校跑回家,背上帆布包,把杂志全部装进去,并将身子向左倾斜着以平衡右边臀部上的杂志的重量,就这样我踏上了新闻事业的大道。
我们住在新泽西州的贝利维尔,那是一个位于纽瓦克北部边缘的市郊小镇。时值1932年,正是大萧条最甚之际。我父亲两年前去世,遗留给我们的除了几件西尔斯-罗伯克家具外,别无他物。母亲便带着我和多丽丝投奔她的一个弟弟,也就是我的艾伦舅舅。到1932年时,艾伦舅舅在事业上已经有所成就。他在纽瓦克给一个饮料商做推销,每周挣30美金,穿珠灰色鞋罩,带活动衣领,有三套西装;他婚姻美满,肯收留一文不名的亲戚。
满载杂志的我向贝利维尔街走去。那儿人多,在与联合街交叉的路口有两个加油站、一个小杂货店,还有水果摊、面包房、理发店、苏卡瑞里药房以及一个火车餐车式的小饭馆。好几个小时下来我没法让自己引人注目,不断地更换位置,从一个角落移至另一个角落,从这个橱窗移到那个橱窗,以做到人人都能看清我那帆布包上《星期六晚邮报》这几个既粗又黑的字样。一缕夕阳表明晚饭时刻已到,我便走回家去。
“卖了多少份,老弟?”母亲问道。
“一份都没卖掉。”
“你去了哪儿?”
“贝利维尔街和联合街的十字路口。”
“你都干了些什么?”
“站在拐角处等着人来买《星期六晚邮报》。”
“你就只是站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