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农业集体化真相揭秘

苏联农业集体化真相揭秘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苏联影片在我国独领风骚。一部描写集体农庄生活的电影《幸福的生活》，更是将中国观众带入了人间仙境。影片插曲《红莓花儿开》广为传唱，让少男少女如醉如痴。歌词是：“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个年轻人，真使我心爱……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那温馨浪漫的农庄生活，令人心驰神往！多咱我们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该有多好！

彼时，“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路”已成既定国策。农业也不例外。

当初奉为圭臬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教导说：“农业必须过渡到可以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可以将粮食生产的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生产……布尔什维克党帮助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了集体农庄，摆脱了富农盘剥。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集体农庄，在农庄中使用着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产工具，他们从前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如今在农庄里上升到中农的水平，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郑重宣布：原来认为是苏联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已经顺利地解决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国决策层则认定，要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非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不可。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于是，咱们就亦步亦趋，搞开了农业合作化，不出数年，就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已经够神速了，还觉着不过瘾，又搞起了史无前例的人民公社，比“老大哥”还先进，眼看着就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人民公社化造成的种种恶果暂且不提。那个苏联的先进经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当时对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以下是一则亲历者的回忆：

“父亲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全家老小都是起早贪黑地干活。一提起集体化，他总是长吁短叹，说说停停，他认为集体化就是要搞掉真正的劳动者和自己土地的主人。村子里刚刚提起集体化的时候，许多人都不相信。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家业。村里什么人都有，有贫农、中农、富农。没有牲口的都算贫农。他们通常都是大家庭，孩子多。全靠打工，给富裕农民做活。这些贫农后来就把东家的产业给没收了。没收了财物、牲口、粮食、土地。谁也不在意东家还有五六个小孩。村里的人都可怜财产给没收的主儿，因为谁都知道，他们的这份家业，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劳动辛辛苦苦挣出来的。父亲家的财产也给夺走了。他们还算走运，流放得不算很远，还在同一个区。后来又让他们回到村里，参加了集体农庄。说是搞错了。其他的富农就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是用运牲口的车厢拉走的。只准带一点吃的和身上穿的。全部家业都毁了。集体化之前村里的生活很平静：庄稼收割完毕，牲口有人照料，家家粮食满仓。乡亲们都相互信任，门也从不上锁，没有人会去拿别人的东西。亲如一家。可集体化一来，什么全乱套了：牲口和粮食全成了公有的。许多房子的门窗都钉死了。场院也是空空荡荡。加入农庄之前，许愿说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那些穷点的主儿立马就相信了，纷纷加入农庄。可富裕户不相信，惟恐失去自己用血汗挣来的家业。有人进行对抗，毒死牲口，烧掉粮食。后来就管他们叫‘人民公敌’，落得个流放甚至枪毙的下场。集体农庄的活儿是从早干到晚。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半公斤或者一公斤粮食。这当然不够全家老小的吃食。所以大家就拿农庄的东西。认为这不算偷。是自己劳动得来的，那就拿吧。后来‘麦穗儿法’出来了。只要你往衣服口袋里装粮食，立马就是‘人民公敌’。罚你的款，还要吃官司！农庄不知怎么搞成什么都平均分配。可干活和干活不一样啊！懒汉就养成了坐享其成的习惯，不干活也照样分东西。这样一来，大家都情绪低落。经营不善，弄得1933年到1934年，还有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都闹开了饥荒。那往往是全家饿死，甚至全村死绝。我们当然也可以离开农庄。可上哪儿去呢？什么地方好？再说我们也没有身份证。只有一个可以

证明集体农庄庄员身份的劳动手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从小就养成了种地的习惯。其他什么都不会干。”(1907年出生的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潘克拉托夫语；引自《国家灾难：农业集体化———亲历者的回忆和档案材料》2001年俄文版)

请看，哪来的什么“上升到了中农的水平”，“生活有保障”？《简明教程》除了撒谎还是撒谎。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著《暮霭》一书披露，集体化运动中，受到清洗的农民及其家庭成员达500

余万人。集体化前后，可谓冰火两重天。这也许是绝大多数亲历者的共同感受。原本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的农村，转瞬之间成为啼饥号寒、生不如死的人间地狱。集体化成了地地道道针对农民的种族灭绝，而且受害者是农村的最优秀部分，最富裕、最富首创精神、最能干和子女最多的农民。代之而起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这种人对自己的劳动毫无兴趣，像农奴一样从属于集体农庄。苏联农业从此每况愈下，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短板，拖累了整个经济，给国家的发展埋下隐患。难怪身为苏联当家人的赫鲁晓夫也感到很无奈：“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可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建成了，土豆却没有了。”

耐人寻味的是，集体化的真相，亲历者的口述，人们是在70年之后方才见到的。原来，苏联时期告密成风，大搞文字狱，钳制舆论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普通苏联人来说，写回忆录、记日记，就所发生的事情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或者把意见记录下来，那都无异于玩火，后果不堪设想。重者成为“人民公敌”或者精神病院的“病人”，轻者仕途受挫或者学术生涯大受影响。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口述历史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列昂尼德·洛帕京和纳塔利娅·洛帕京娜合著的口述史《国家灾难：农业集体化》一书的面世，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我们是否也该来一次抢救历史呢？建国以来，特别是前30年，发生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因年代久远，亲历者要么已经作古，要么来日无多。再不抢救，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