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散文风格

当今散文的总体格局是多元而琐碎，繁茂而芜杂，贴近生活而缺乏超越，思路活泛而气魄不足。在这一总体格局中，梁衡的散文以其题材的大，气魄的雄，以及思考的远和开拓的深，越来越引起散文界的瞩目。

《跨越百年的美丽》写的是居里夫人，因为1998年是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镭 100周年。这篇文章打破以往科学家题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叙述俗套，重点从居里夫人的“美丽”下笔，写出“旧木棚里这点美丽的淡蓝色荧光，是用一个美丽女子的生命和信念换来的”。文章多次涉笔居里夫人对相貌和仪表的态度，写“为了不受漂亮的干扰，她故意把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写在巴黎求学时，“这个高额头，蓝眼睛，身材修长的异国女子，很快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写居里夫人在法国科学院的讲台上，“穿着一袭黑色长裙，白净端庄的脸庞显出坚定又略带淡泊的神情”，写居里夫人本来“完全可以换另外一个活法，她可以乘着年轻貌美如现代女孩吃青春饭那样，在钦羡和礼赞中活个轻松，活个痛快”，写“她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个端庄坚毅的女学者，变成科学教科书里的新名词‘放射线’，变成物理学的一个新计量单位‘居里’，变成一条条科学定理，她变成了科学史上一块永远的里程碑”。在这个基础上，文章升发到“大智之人，不耽于形，不逐于力，不持于技”的哲理层次，写出居里夫人这样的伟人，能够“自由地驾驭规律，而永葆一种理性的美丽”。

这篇佳作颇能代表梁衡现在的创作状态。他不回避写名人要事，不故作清高假装淡雅，他甚至有意去写名人要事，有意去挑战“雅人”们纷纷回避的重大题材。但他在写名人要事之时，一不是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

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二不是义愤填膺的控诉会或者大批判，而是把名人首先当作普通人，写他们如何从普通人成为名人，写他们作为名人的普通之处和不普通之处。这样，文章就自然具有了超越具体对象的普遍人性意义，虽写一人一事，而可以引发读者对多人多事乃至自身命运的思考。即如《跨越百年的美丽》一篇，就可以使人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美丽，怎样长久地保持美丽，怎样对待美丽，什么样的女性是真正值得尊敬和爱戴的女性，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等问题。像这样的文章，在梁衡的笔下，有一个颇为可观的系列。他从周恩来写到列宁，从诸葛亮写到范仲淹，每一篇都既让人感到大气磅礴，又感到耳目一新。

梁衡为什么会有这样与众不同的创作追求呢？梁衡在《报刊需要好文章》中的几句话值得注意：“许多东西，看过就忘，记不住，有的也不必要记。”“读者是检验报刊质量的权威。”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与梁衡一贯提倡的大散文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它使人油然联想到当今许多报刊的千篇一律和淡乎寡味，令人不禁深有感慨。

梁衡的散文，题材种类很多。既有“名山大川”，也有“人杰鬼雄”。梁衡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正是他的那些“大散文”。比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晋祠》，《壶口瀑布》等。在这些以“大人物”、“大景观”为书写对象的文章里，梁衡第一不是滥情地描绘什么“到处莺歌燕舞”的一派大好形势，第二不是故做“独醒”的标新立异，以大做翻案文章来哗众取宠。他就从人们所熟知的一些基本事实入手，把文章的重

点放在挖掘人物的心灵，探究历史的沉浮，思考文化的变迁上。梁衡曾在基层当记者，他自称“对我来说是新闻孕育了文学”，“我既把文章当艺术，就时时向往着一种新高度，就时时苦寻着通向这个高度的路。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对于“新高度”的自觉追求，是梁衡散文始终能够保持高质量和大气魄的内在根源。所谓“新高度”，包括“新”和“高”两个重要元素。“新”，就要求不人云亦云，要求发人之所未发，既不追逐时髦，也不复制自我。“高”，则要求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从宏观落笔，无论描写人物事件还是山川景物，皆应该具备辽阔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比如《武侯词：一千七百年的沉思》一篇，是写诸葛亮的，这个题材已经很难再写出什么新意和高度了。梁衡则第一是写出了历代帝王嫉妒武侯祠的香火之盛，从不许建祠，到下令废祠，再到君臣合庙，而人民却不顾统治者的禁令和诡计，从野外设祭，到以庙为祠，大门匾上明明大书“昭烈庙”几个字，可人民非要叫它“武侯祠”，从而写出了真正的历史是书写在人民心中的这一千秋真理。第二又指出了诸葛亮的意义并非体现在忠于谁，反对谁，而体现在他“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这样，文章自然透出新意，显出高度，这完全得益于作者能够借助历史的长镜头来对人物和事件进行多侧面聚焦，因此这“一千七百年的沉思”才显得那般有分量，有深度。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小说诗歌等类型的相对岑寂，散文一再受到人们格外关注，所谓“散文热”始终不曾大幅度降温。但是这股“散文热”更多的体现为出版者的争相炒作，而在读者一方，并没有热到令人热血沸腾，心神俱爽的地步。原因在于，十年来的散文，大体是以标榜闲适为主流的。闲适的散文并非就不好，周作人、林语堂一路的闲适文章也是有其审美价值和文化蕴涵的。问题在于，当前的所

谓闲适散文大多拘于格局和气魄都比较小的那一种，一言以蔽之，可以叫做“小散文”。这样的成千上万的小散文，一篇篇局部看去，也不乏一定的意义和情趣，但是整体上看来，则不免体弱气虚，器量狭小，它和我们这个波涛滚滚的轰鸣的时代颇有几分不协调，或者可以说，散文没有充分利用时代所提供给它的营养和条件，它的总成绩落在了时代总成绩的后面。面对这一局面，一些学者作家迫切呼唤时代所需要的大散文的出现，可以说是理之必然。而梁衡的作品，恰是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大散文”的代表之一。

梁衡对“大散文”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和建构热情。他曾发表过一篇《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的文章，指出“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既然山水闲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万民所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梁衡此论可谓一语破的。回想80年代，大散文小散文同样生机勃勃，既有大江东去，也有晓风残月。何以到了90年代，不闻大江流日月，只见小犬吠阴晴呢？是90年代没有大事可写，没有大情可抒，没有大理可论吗？答案是否定的。90年代，国家有国家的大事大情大理，民众有民众的大事大情大理，可以写成大散文的题材数不胜数。从港澳回归，到国际风云，从下岗分流，到洪水肆虐，从社会治安，到体制改革，这些都是民众经常议论的“焦点话题”，它们以“口头散文”的形式，在街头巷尾，在客厅卧室，被不断分析着，判断着，然而它们却恰恰被我们多数的散文家给忽略了。这些小散文家们热衷于写一次酒会，一封情书，一场艳遇，一枕春梦；写家里猫狗打架，写邻居退休种花，写当年做“逍遥派”，逃避了抄家批斗，写奶奶有关节炎，每天喝一盅黄酒。我们的散文家，自动与社会大潮脱钩了，隔绝了。鲁迅先生当年是因为不准谈风云，所以佯做谈风月，实际上谈的还是风云。而当今的众多散文家则是自动躲避风云，惟恐错过风月。应

该说，这实在有愧于我们的散文传统，有愧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放弃了忧患意识，就等于放弃了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文人是尤其灵验的。即如有些人津津乐道的“文化散文”，也是可以依凭“风云”与“风月”的标准而为之划分良莠的。梁衡的文章，不在字面上标榜“文化”，而是将“文”，化入笔下的风物人情，在谈天说地中传达出忧患意识和入世激情。没有这一类的文章，我们的文坛就会彻底暴露出物种失衡的窘态。????

二十年来，由于思想解放浪潮带来的历史反思，使得人们普遍对极左时代的假大空文风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当今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冒小女子的散文，则常常容易犯“小而假”、“小而空”的毛病，而我们又决不能说“假小空”就比“假大空”要好。文风不振，不仅关系到散文本身的发展，它也会影响到整个艺术心态，文风与世道人心是息息相通的。物质产品的假冒伪劣还比较容易识别和更正，精神产品的假冒伪劣不但容易混淆视听，而且往往为害深远，产生连锁的负面效应。

稍做探究可知，造成遍地文章“假小空”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隔膜厌倦和心有余悸。然而政治本来就是生活的集中体现，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每时每刻都在或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你的生活。梁衡指出：“如果把文学艺术看作是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与政治上纲挂线，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当然不对。过去也确曾这样做过。但是如果文学远离政治，把政治题材排除在写作之外，敬而远之，甚至鄙而远之，也不对。”实际上，从出租车司机，到幼儿园阿姨，谁个不在谈论政治？政治从来就没有退出过日常话语。“小道消息”是政治，“道路以目”也是政治。所以说，排除了政治，实际上也是部分地排除了日常生活。

文学批评家林非先生在评论梁衡的散文时，特别推崇其散文不但能“捕捉住自

然或人文景观令人神往的妙处，升华出优美的意境与深邃的哲理，还能够从中表达出人的心灵、意志和力量”。我们所肯定和期待的“大散文”并不一定是指篇篇都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那种散文，而是指在人格境界上具有大气象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当前也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一方面少，另一方面又未能引起读书界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大散文”也可以谈小事件，但只要这个事件具有比较普遍的社会意义，那么就可以做到“观沧海于滴水”，它的效应同样应该是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