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讲课稿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唐旭阳律师

一、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内涵和现状

（一）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风险的概念

2006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企业风险做了如下界定：企业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影响，该《指引》将企业风险分为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和法律风险。严格来说，法律风险贯穿于其他四类风险之中。

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法律风险在我国法律规范中首次出现在国务院国资委2004年5月颁布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之中，但该办法没有对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进行解释，综合各理论界的解释，企业法律风险可以定义为：企业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的变化，或者企业相关当事人不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与现有的特定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基于这些规定的合同约定相冲突，从而使企业承担损失或者损害的可能性。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外部刑事法律环境的变化，或者企业及其相关当事人的不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与现有的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发生冲突，与企业期望的目标相违背，从而使企业承担损失或者损害的可能性。

（二）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内涵

1、企业外部环境刑事法律风险和企业内部因素刑事法律风险（基于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引发因素不同）。

1）藐视法律，主动行为或者消极放任行为引致犯罪。

20年前，我国加快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很多人曲解邓小平同志的“两猫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核心理念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加之以前国家的市场环境不是很好，法治环境也不太好，诚信规

则没有确立等一系列因素，导致很多企业家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不惜践踏法律，这种情况的确是犯罪，要加强防范教育，也要加强打击。

三鹿集团假奶粉事件

轰动一时的三鹿集团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让人记忆尤新，被告单位三鹿集团生产的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等奶制品流入全国市场后，对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婴幼儿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患病婴幼儿的检查和医疗救治，众多奶制品企业和奶农的正常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经济损失巨大。

2008年12月31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审理认为：被告单位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人田文华（三鹿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玉良（三鹿集团副总裁）明知其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且明知三聚氰胺是对人体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仍不停止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的生产、销售，被告单位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人田文华、杭志奇、吴聚生明知其收购的原奶中含有三聚氰胺，且明知三聚氰胺是对人体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仍将原奶调配到本集团下属企业，生产、销售含三聚氰胺的液态奶。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同时，其行为又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最终判处被告单位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4937.4822万元；被告人田文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被告人王玉良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78.0400万元。

2）不懂法，稀里糊涂触犯刑律，构成犯罪。

这种情况不是主观上具有明确的犯罪动机，而是不懂法，中国经济在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过程中，在法制环境没有规制，市场管理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有些企业主由于既不了解经济规律，也不懂法律，就稀里糊涂地陷入当中。这种情况虽然也构成了犯罪，但是犯罪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至少从企业家主观上来讲并不是明确地去做。

案例：湖北联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经营案

案情概要2012年3月26日，湖北联谊实业集团及公司高管涉嫌非法经营案在湖北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首例“典当业务致刑案”，被媒体称为“中国典当第一案”。

据检察机关指控：联谊集团未经银监会批准，伙同武汉雪正投资有限公司或单独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为此其相继成立投资公司及典当公司从事放贷业务。从2007年到2010年，联谊集团与雪正公司按照事先约定的出资与分红比例，利用湖北民生典当有限公司印章及格式合同合伙或单独，向多家公司、企业发放贷款，累计放贷19.8个亿，获取利息8233.9万元。

案件分析：联谊公司创始人高宏震曾带领企业连续9年闯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集团资产2009年底达16亿元，年创利税近亿元。其主营业务为钢铁贸易，是全国11家特大型钢厂的代理商，在全国钢铁贸易行业名列第四。这样一位民营大企业的掌门人，因非法经营而受刑事追究，令人深思。采用典当为依托发放贷款，以企业贷款的方式获取放贷资金，在高宏震眼里，这些“擦边球”都只是“违规”而非“违法”，更非“犯罪”。这表明现实中一些企业家虽是经营高手，但法律意识却比较淡薄。对于那些力图走得更远的企业家而言，如何评估和预测某些“探索性”盈利业务的法律风险尤其是刑事法律风险，是其经营决策中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同时，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如何理性看待和审慎处理制度转型中的各种“试水”，以顺应不断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的大趋势，也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3）由于法律界限不清而导致了对企业或企业家定罪。

最典型的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虚开增值税发票在立法的时候就很不清楚，现在仍然不清楚。本来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立法原意是打击那些利用虚假的增值税发票来抵扣税，骗取国家税款的问题。结果搞来搞去，现实当中有很多既没有骗税的目的，也没有骗税的行为，只是形式上是。如张三供货李四开票，票和货完全是几个开票的主体发生了问题。有的不给票，有的没有办法，请别人开票。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十多年前就有过一个案子，判了12年，后来被判这个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都认为是一个发票管理制度，没有提到税收管理制度上，不应该定罪。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省级法院以下的一律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