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话之夏商周断代工程(二)

汉代的史书上说，“唐”就在现在山西的太原。
而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却说不在太原。
邹衡：“他说太原不是首都，他说在南边，在太原南边，哪一县，哪一县，就是讲现在临汾地区的翼城县、曲沃县、襄汾县，大概就是两三县。这个地方，他讲不在太原，在南边，这一下就相差了八百里。”
山西考古所副所长：“70年代末，北京大学考古系邹先生，邹衡先生，当时就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说天马曲村遗址呢从它的考古文化内涵来说在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这个地方是十分重要的，根据史书记载也好，基本上当时在他思想里确定，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封唐的所在地这个范围之内的。”
我们再来看看有关月食的记录。
这是大致在武丁晚期关于月食的五次记录。
古文字学家按着甲骨学的标准排出一个先后次序。南京天文台的张培瑜先生惊奇地发现：在前后的五百年范围之内，只有唯一的一组在几十年内，既符合甲骨文的干支，又符合月食的顺序。张培瑜：“月食我都给出了安阳地区，或者基本上中国可见月食的地区，这个全部可见月食的都列出来了。但是根据这个月食，确实可以利用这个表，如果说文献有记载，或者是甲骨文有记载，或者是新出土的某个资料上有这方面的记载，都通过这个表，可以判断出来，很可能它是哪次月食。尤其干支，我的日食、月食都给出了干支。那个可以判断出，这一次记载的日食月食，发生的年代和时刻。
这是我们第一个精确到年的结果。
回到的出发点，我们甚至要考察司马迁说的对不对。
学者们的严谨近乎残酷。
通过对它上面文字的考证推算，并联系其他青铜器，证实了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起点，是非常可靠的。这些青铜器上的拓片，上面有王年，有月，有日的干支，还有月相。可惜，上面都没有写是到底哪一个王。而且，符合这四项条件的，一共只有六十多件。
王世民：“打个比方，这是一种哥德巴赫猜想，很困难。如果说二百年的日历，日历散了，你要随便把他拿出来，你说是哪年呢？这就很困难了。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考古学家和金文学家和天文学家，几方面结合起来。在这个方面，我们就花了很大的功夫。”
学者们通过纹饰、形制等，定出它大致的时代范围，再根据铭文涉及的人和事，排出一个历谱，叫做金文历谱。
你也许会问，对这些甲骨，直接用碳14测年那把“快刀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学者们何尝不想，只是问题复杂。
如果用常规方法测年，需要大量的牛骨。而有字牛甲骨非常珍贵，这事不好办。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
北京大学的加速器质谱仪有这个本事，只用一克样品即可。误差有多大呢？
后来，盗墓被当地的公安部门制止。
然而，极其珍贵的文物，已经烟消云散。
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老先生遇到了一件蹊跷的事——香港有人告诉他那里正在出售一套被人认为是伪造的编钟。
马承源：“所以我就马上告诉香港这个古玩店，这14件钟，你不要给别人看， 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古玩行有这个规矩，给人看了以后，只有不要了以后，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我跟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这套钟是了不得的东西，我们赶紧要把它寄回来。大概寄了十二、三个箱子，装的大箱，装回来了，装到上海博物馆。打开一看，这确实是非常早。我就怀疑，香港为什么没人要这个东西，他们给人看过，肯定是别人不要才给我们看的，人家要了就不看不到了。后来他们讲，上面这个文字有怀疑，人家对晋侯苏钟上面的文字有怀疑。这个怀疑道理何在呢，因为所有的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都是铸造的，就是在模子里一起铸造出来的，没有外加刻的，没有另外刻的，刻的也许只有一个字两个字，它是整个一篇，从头到尾，三百多个字，全都是刻的。西周没有见过，用工具刻出来的铭文。用工具刻出来的铭文，从来没有过。据说台湾故宫博物院有人看过这批钟，日本人也有人看过这批钟，大家都不敢买，因为害怕这个东西不可靠，这个文字恐怕靠不住，那么我们是专业研究文字的，看这个文字很好，而且我本人也能刻图章，可以刻印章，这个文字结构怎么样，怎么布局呀，这个文字的笔体是怎么样的，一看就比较了解。而且我们有一件西周的盢，这个是刻的，外人也不知道，这明显是刻出来的，不是铸造出来的。因为刻的痕迹和铸造的痕迹完全不同。那么看晋侯苏钟的文字，如果是一弯一直，又要拐弯的，一直是直刻的，拐弯他是这样子刻一道。这样一道一道连接起来，然后拐过去的，他是这样一个刻法。如果上面拐的，他就这样走，不是这样一刻到底的。这个刻法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刻法，我们有一件器，叫商鞅方升，也就是商鞅量，也就是商鞅统一量制的时候，他发的一篇命令，这篇命令呢刻在量器上。秦国的商鞅量的刻法，用刀刻的，笔也是这样走的。如果到汉代了以后，也许刻法不一样了，刻的工具更加好了，更加先进了，就不会这样刻了。汉朝如果这一边是斜的，他从头到尾就这一笔，就是这个样子。战国有好多兵器上也是这样刻法，他连不起来的时候，就一道一道一道，断断续续地刻，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刻法。那么不熟悉这样刻法的人，就以为是假的，刻也刻不来嘛。我们比较了解情况吗，所以觉得这个东西是真得。没有人有这样大的胆量，造一篇三百多字的铭文，是用刀来刻的，所以完全违反以前西周青铜器的铸造习惯，所以我们判断这个东西一定是好的，一定是非常好的。文字读通了以后，就排出了两组。这时候还少，文字还没有完，觉得里面还有，应该还有，还有几个倒不晓得，一般规律上，前面到了后面。因为究竟不是出土的东西，我们很难推测，后来，邹衡先生告诉我们，还有两个，现在在山西。后来，他们补充挖了六号墓，六号墓又出土了两个，两个是什么东西呢？后来他们发表了，我一看文字，正好接上。”
这就是山西南部临汾地区的天马、曲村一带。这里居然发现了八代晋侯和他们夫人的大墓。
考古挖掘刚刚开始，一群强盗就抢先下手了。这些人用的是雷管、炸药，已经不是盗，而是抢了。
邹衡：“当时盗墓贼有枪，不是一般的盗墓贼，手中有炸弹，很多先进的技术。当时很困难，在那个时候，我说这就完了，被盗墓贼发现了。恐怕一两天之内就完蛋，他们要盗完，他们有很多先进的技术，不得了，所以我当时就很慌了。当时在曲村住的就我一个人，当时就剩我一个人了，我的同事们，都去了，都离开了。最后那年最紧张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学生还在那，现在都副教授了，当时还能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我们都不敢出去，为什么我们不敢出去呢，不敢出这个房子呢，我们不是盖了一个房子吗，不敢出去。为什么不敢出去呢？怕他们揍我们，甚至打死了，你也没办法，所以那时候有些北大的老先生就说，你不要卖命那么干了，干不了就回来吧，就在北京呆着得了。别搞出问题来，把命送在那。很多人都这样说我，北京市也很多人说劝我，科学院有些人劝我，不要在那老守着那个地方了，干脆回来得了，的确，那个时候，命是靠不住的，很可能就丧命。我说我就这么条命嘛，我那个时候都七十多了，我说他把我杀掉，杀掉就杀掉了，也没什么，我已经活够了。我说我不出去，他大概不敢来我屋里来杀我，到家里来杀我。不敢出去，出去就非常危险，盗墓，你想六七千人这么盗墓，太厉害了。“
最容易想到的是用它来考察周厉王，不过说来话长了。
西周第一个王是周武王，相传他的儿子周成王小的时候，拿着梧桐的叶子，要封他的小弟弟为侯。
从历史上看，他的弟弟后来确实被封在一个叫唐的地方，后来改名为晋。这对夏商周断代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李伯谦：“晋国当然是西周时期分封的国家之一了，如果把它的年代搞的比较清楚，那么对于建立西周王朝的这个年代标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因此晋侯墓地挖掘，对于西周时期年代学的研究，也起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作用，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文献上说，武丁在位59年。
学者们分辩出，最后两次日食的记录，属于下一个商王。
妙就妙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间，只有一、两年的间隔。
第三次月食是在公元前1192年。
我们把它作为武丁的最后一年，上推59年，则武丁在位应该是公元前1250—1192年。
至于商代的晚期，学者们发现了很有趣的规律。
商代的中兴，就从这里开始。其中最兴盛的时期，就是迁殷以后的第三个王，武丁王在位的时候。
杨锡璋：“武丁王是商朝很重要的一个王，据历史记载，商代后期大概有二百六七十年吧，武丁在位就一共有59年，可以说占了整个商代后期的四分之一，一般历史上把他叫做中兴之主。武丁在位的时候，商代的国力非常强。从甲骨文记载里面看呢，他当时跟周围很多地方打仗，打仗实际上就是扩张他的国力。从我们考古发现来看，他这个时候经济很发达，文化水平很高。这个时候的青铜器、玉器都是很漂亮的。譬如咱们现在知道的妇好墓，妇好就是武丁的配偶。妇好一个墓并不大，但里边发现了很多青铜器，光青铜器就四百多件，玉器七八百件，青铜器很大，质量很高，可以说是商代后期青铜器最优秀的。咱们讲中国的青铜文化，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商代后期正是水平最高的时候，而这个时期正是武丁在位的时期。”
中国史话之夏商周断代工程（二）
上回我们说过了，到目前发现的，商代最早的都城级的遗址，是河南的郑州商城，还有偃师商城。商王也有意思，总是把都城迁来迁去。商代中期，
有一个叫盘庚的王，带领着臣民们，把国都迁到了一个叫殷的地方，一直到商代结束，三百年年间，再也没挪动地方。殷在哪里呢？就在现在的河南安阳。
还有一个问题，每天的干支的排法，会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有突然的变化？
张培瑜：“你想干支一共有60个，月食尽管每一天可以发生一次，但是这个干支啊，它要六十年才有这个机会，它要在六十年内才有这个机会，对不对？所以说在二十几年，现在只有二十一年，都有五个不同的干支，恰恰和甲骨文记载的相同，这个几率是很难得的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应该看成是从殷商到现在的干支是连续的。
郭之虞：“实际上情况是这样的，大概，一般的，我们现在说，就是国际上先进的水平，因为千分之五可以说是一个坎，千分之五以下相对说来难度要低一些，千分之五以上难度就要高一些，这里头，你必须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了，设备方面，技术方法方面，都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比如说百分之一就相当于80年，千分之五的话就是40年，我们说现在可以测到千分之四到五，就是说我们可以测到误差到30几年，到40年这样的一个范围” 可是你测的是杀牛取骨的时间，可不是占卜刻字的时间。不多说，如果差上十年八年，那就不好说了。李学勤：“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超过几个月甚至一年，至少一年以上，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用的。而且你也知道，已经杀了的这个牛，这个骨头，如果已经干了，变成枯骨了。那么只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它的性质和比较鲜的骨头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再要把它刻出来，然后钻凿，再要烧灼，让它出兆，这个能否一致地出现，就要靠实验了。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还要从古人的信仰角度来看，占卜本来是一种宗教信仰，是一种术数的占卜方式。为什么要用龟甲、牛骨来占卜呢？因为古人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灵的，如果把它杀了，它这上面还带着一种有灵的东西，这样的占卜是有效的。已经变成了枯骨了，古书里很多，对枯骨是没有信任的，枯骨就不能表现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一方面说起来，它也不会长期保存。”
常玉芝：“周祭是商代后期盛行的一种很有规律的，很严密的祭祀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五种祀典组成的。商王及王室贵族用这五种祭祀制度，对三十一位商王和其中十五位直系商王的配偶，一共五十一个祖先，进行了五种祭典，轮番而周而复始地祭祀。这种祭祀是一个王室接着一个王室进行下去的，这就是周祭。它是商王朝特别重要的一种祭祀制度，那么在商后期年代学这个课题当中，有一个专题就是利用周祭来论证，商代后期几个王的在位年数，周祭为什么能求王年呢？这就是说，商王及王室贵族用这五种祭典对这五十一位祖先轮番地祭祀一周，这个时间呢是三十六旬或者是三十七旬，三十六旬是三百六十天，三十七旬是三百七十天，这个天数和一个太阳年的日数，三百六十五天，是相近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排在祀谱里面的三十六旬和三十七旬周祭，一般是相间安排的，就是一个三十六，一个三十七。这样的话，两个祭祀周期就有相当于两个太阳年的时间，相当于 365天，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周祭的祭祀周期就可以求王年。”
武丁时期的一片甲骨上，有人看出“三焰食日”这么四个字。
它是不是在描写日食时ຫໍສະໝຸດ 现的围绕太阳的日珥？ 天文学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次日食的记录来估算武丁的在位时间了？
李学勤：“我们在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检查这些材料，我们不是讲我们要检验嘛，那么古文字学家对这片甲骨进行重新的释读，发现它不是三焰食日，那个三字也不是那个三，这个焰也不是这个焰，而且‘食日’是一天里边一个时段的名称，也不是日食，所以就把这个问题排除掉了。” “三焰食日”的甲骨上，也有“大星”的记录，有人说这就是日蚀发生时能看到水星。席宗泽：“这一项发现可以说是三项世界冠军，一个是最早的日食记录，当时记下来了；一个是最早的日珥记录，日珥就是只有太阳日食才看得见，还有一个就是日食的时候看到水星，金木水火土的五大星，水星。这三条记录都是世界第一的，而我们这一次否定了这些东西，记得根本不是日食，和日食没有关系。这个事情当然早有人怀疑了，这件事情比确定的那个还重要。因为这个否定就是现在西方国家老说我们搞断代工程是民族主义的。我们讲民族主义的话，我们把自己的三项世界记录，我们自己不要了，那我们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个正好说明，我们是科学性第一位的，并不是搞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