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基本介绍

西方音乐史学在中国（西方音乐史小组课读书笔记）

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史学的认识和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从起初的猎奇、求知、认同到后来的分析、研究、比较，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一步步走向深入和成熟。 1919以前，中国人对西方音乐乃至西方文化仅仅停留在猎奇的层面，无专门介绍西方音乐及其历史的代表性专著和译作。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目光投放到了西方，此时也出现了一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音乐，他们把西方的音乐、作曲技法、演奏技法和音乐论著带到中国，同时，一部分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光祁先生写作的《西洋音乐史纲要》（中华书局，1937年版）是第一批西洋音乐史书的代表作。本书纲要性地概述了从初始渊源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西方音乐主要线索，体现了作者所受的音乐形态进化历史观的影响。 在译著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张洪岛翻译的瑞士音乐学家卡尔·聂夫所著的《音乐历史导论》，译本名为《西洋音乐史》（1952年出版），此书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西方音乐史书撰写的类型样式。 建国之后，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有这样两大特点，一方面，受政治上对外政策“一边倒”的影响，苏联成为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窗口，中苏之间展开了较为频繁的西方音乐史学学术交流活动。1956年，苏联音乐史学家阿伊·康津斯基在中央音乐学院较为系统地讲授了西方音乐历史，他对音乐史的阐述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按人类政治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社会阶段来划分并印证音乐历史的进程，他的讲学提供了当时条件下比较丰富的乐谱和音响资料，并对诸多西方音乐史中的经典名作进行了相当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他的讲课笔记后来被中国学者整理成了《西方音乐通史》，于1959年出版；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治上对内阶级斗争逐步扩大化，在音乐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建设上都陷入了政治实用主义观念的误区，1960——1961年间，由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教师分章撰写、张洪岛主编了《外国音乐史·欧洲部分》，这是有史以来中国音乐学者撰写西方音乐历史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主导的历史观念与方法，即“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撰写历史，“正确地认识、评价欧洲资产阶级音乐文化的实质”，对西方音乐史，“加以改造而有所借鉴”，使之成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的新的音乐文化的养料”。 进入“文革”阶段后，被政治观念所左右的政治化的学术研究现象更加明显和普遍。1973年，再次编写的欧洲音乐历史的历史分期比

前书划分得更细，包含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革命事件，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则，把人民大众的音乐写进音乐史，扩充了苏联音乐的发展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资产阶级音乐流派的内容，内容大大的充实、丰富了，但由于学术隔离，所述还是有失偏颇的。 “文革”结束后，国家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在文化上提倡“推陈出新”“百花齐放”。这时，在西方音乐史学界，如何人打破传统禁区、引进西方现代音乐，如何更贴近地把握、理解与阐述西方音乐文化的本体特征，成为这一时期学者们最急切关注并竭力探询的首要课题。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推进，文化领域也有了空前活跃的交流，学术领域吹进了新鲜的空气，将此时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尤其是西方现代音乐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并出现了一批批优秀的著作和译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引介著作有：1979年廖乃雄所著《西方现代音乐初探》，1980年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编译的《现代作曲家及其名曲》；1991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著的《20世纪外国音乐家词典》；罗忠容、杨通八主编的《现在音乐欣赏辞典》。具有代表性的译著有：张洪岛译保尔·朗格《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的一编名为《19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陈宗群译格劳特《西方音乐史》，孟宪福译汉森《20世纪音乐概论》（1981年出版），汤亚汀译施图什密特《20世纪音乐》（1992年出版）。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音乐史学教学研究人员经过精心搜集、整理、学习、研究，写出了更丰富、更高水准的西方音乐史书籍和论文，代表性的有：钱仁康的《欧洲音乐简史》。此外，学者们对西方音乐研究的定位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阐述，弥补基础理论修养的不足，还将西方学者的哲学、美学、音乐史学等方面的饿理论引入国内，为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提供理论知识。学者在研究西方音乐史的角度、思维方式以及领域事业都更加活跃和开阔，比如，引入了 “音乐史学美学化”、“音乐风格史”、“风格批评”、“音乐文化史”等不同的研究类型；将视野开拓到了“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比较学”、等音乐学科内部的学术领域；此外，还借鉴了“语言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等与音乐学相关的人文学科的学术主张和思维方式。 近年来，西方音乐史学的专业队伍不断地扩大，研究成果丰硕，然而相比较中国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这些学科，其发展进程还是相对缓慢的，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史，难免常常遭遇“瓶颈”

尴尬，一般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资料来源有限。研究西方音乐史学必然要到国外取材，这在财力、物力、精力上都是颇费周折的，而对于获得的资料，甄别其真伪同样也是难度很大的工作；2、语言限制。即使幸运地得到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如何准确将起翻译出来，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它要求翻译者既要通晓外文和翻译技术，又要精通西方音乐史，而事实上，这样的人才是十分匮乏的；3、文化心理上的隔膜感。这是更难克服的一点，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认识，难免还会存有误区；4、对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的了解有限。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必然对西方音乐史产生深刻影响，因此，要正确、深刻地掌握、研究西方音乐史，研习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必经之路。鉴于这一点，对翻译者的知识面无疑要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由此看来，西方音乐史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漫长、很艰辛的路要走，但它毕竟是一门具有发展潜力和发展价值的学科，在未来的国际音乐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在探索民族音乐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它都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