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史书名录

说来奇怪，今年上了年纪的文化名人们扎堆仙逝，不巧便有撞车的。由此，各人的身份地位不通，身后哀荣也就难免分出个厚此薄彼。譬如本年7月11日，季羡林老先生驾鹤西游，那些侯了许久的媒体们大肆发文纪念时（那些家伙早准备好了，就等那一刻），不巧任继愈任老也跟着去了，结果季老抢得先机，直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在有关部门的干涉下，任老的哀荣才得以迅速提升……任老毕竟是搞马克思主义的嘛，至于季老，以不说话为自保，成就虽高，但毕竟不算自己人。

很不幸的是，在国内有相当影响力的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去的也不是时候，没两天钱学森老先生也跟着去了，因而焦点重心只能落到钱老那。但令人有些不快的是，唐德刚先生的身后哀荣，和钱老也未免差得实在太远，大陆一边简直可以用熟视无睹来形容。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官方媒体对唐先生几乎是只字不提，除了几个搞历史的学者还写了几篇小文章发在文化版纪念一下之外，其他几乎毫无所闻……这未免有点过分了。

钱、唐两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都在美国，而且都是国民党政府选送到美国留学的海外人才，但钱老最终回了祖国做了大贡献，而唐德刚先生当时虽说也想回国，但终究因为所学非用而滞留美国，但也在异国的土地上学有所长，算是为华人的精神世界做出了颇大的贡献嘛。

说起唐德刚先生的成就，大多数人会想到他的口述史。不错，唐先生做了几部有影响力的口述史，其中作为工作任务、也是最标准的首推《顾维钧回忆录》和《李宗仁回忆录》，其他如《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这两部只能算半成品。作为传记类作品，唐德刚先生还写过《梅兰芳传稿》，后来又另写了一部《胡适杂忆》作为《胡适口述自传》的补充。作为胡适先生的另类的关门弟子，笔者认为唐先生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成就应该在《胡适口述自传》之上，由此引发的“胡适热”便是证明。

但唐德刚先生的历史成就并不仅仅是口述史，而是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把握和大局观，也就是他在台北《传记文学》（1996年9月）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中提出的历史“三峡”说：“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就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中国历史有几个阶段，走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就动乱了，过了这一段，就风平浪静……所以叫做历史三峡。

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成”，“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有意思的是，温总在今年国庆招待晚会上面对中外媒体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现在开始再过40年，中国将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以此换算，唐德刚先生说的二百年三峡史（1840－2040年），正好和温总说的过40

年（2040年），不谋而合。（莫非温总也和当年蒋经国一样，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说起中国近代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系老生常谈，但这个大变局并非简单的指1840年鸦片战争之开端，也不仅仅是晚清七十年，甚至上世纪的100年也还不够，而要延续至今及未来的二十到三十年，这整个的历史阶段，也可以说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转变的一个漫长进程。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说，鸦片战争仅仅是一个中西交通史意义上的变局开端，真正的进程，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观念结构、体制结构等等，这一切都仍旧在进行之中……这大概就是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的三峡”罢。

唐德刚先生的“三峡说”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著作支撑的，那就是他的近代史系列作品，代表作为《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民国前十年》、《新中国三十年》。这四部作品，虽然不能算非常严肃的学术作品，但从大历史、长时段的角度勾勒出中国近现代史的大体概貌……最重要的是，唐德刚先生的历史观和大局观把握得极为精准，他才称得上是给历史及将来把脉的负责任的真历史学家。

（唐德刚先生的这四部书，前两本已经由国内出版过，但都系洁版，因为唐先生写史喜欢信马由缰，评点江山人物不留情面，更是经常性的把袁公、孙

公、蒋公、毛公甚至邓公等人相提并论，因而全版只能看远流版，可惜是竖体，看起来多有不便。至于后两部，火力更是相当的猛，目前似乎不宜在国内出版，但可以在网上下载阅读。这几部历史作品，可能足以全盘推翻中学历史教育中的历史观，其威力恐怕不亚于钱老的原子弹……精神原子弹……少儿不宜，后果自负）

“历史的三峡”如何走过这最后的三十年，唐先生和温总都只是做了一个假设和大体的描绘，这是远远不够的。未来的三十年，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最后三十年，是否能顺利的通过“三峡”、完成转型，就目前的状况看来恐怕还是一个大大的变数，因为从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人已经犯过数次致命的错误并一再错失良机，这才使得这一三峡的过程被人为的拉得很长。（与英国相比较，中国人在这一进程中的数次重大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

事实上，转型进程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工业化，没有这个基础，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这个工作不是靠推翻帝制、更换国体、推行新的社会制度等这些拔苗助长的社会运动所能完成和替代的，而这也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后来采用苏联体制所进入的误区并进而失败的必然。真正对这个进程起到积极作用的，是被历史教科书无端嘲讽的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国民党的十年建设，当然也包括了被高度颂扬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些才是走出历史三峡的主流，而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人被过多的暴力革命和各种高调低能的主义所耽误时久，这才大大拉长了三峡的进程并大大增加了国民的苦痛。

走出历史的三峡，关键在于民众的参与，好比英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不是靠“光荣革命”而是靠“宪章运动”是一个道理。必须进一步说明的是，“宪章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恰好是因为英国通过近百年的工业革命才得以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基础。换句话说，在农业社会中搞现代民主共和制，本身就是一种拔苗助长式的瞎折腾，而上个世纪的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折腾中。

世界历史上的成功转型基本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原因。在一个民众不主动站出来发言的社会阶段，某些自以为是的社会设计家和野心家才得以折腾；而民众能够主动站出来发出声音并采取行动，必然是工业化、城市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