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作为历史学家的柯林伍德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记得先前国内何兆武先生翻译过其遗著《历史的观念》种种。新近大陆兴起一股历史学方法论研究的热潮，这也带动了历史学界对柯氏著作的研究。其最为学界所征引的一句名言乃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本是柯氏在《历史哲学纲要》中提出的史观。近日有幸一堵柯氏对这句论断的诠释文本，跟着这位历史学家的思路，得到一些自己的想法。

柯氏在开篇即提到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乃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柯氏所认为的历史事实“与其说是一种本质，不如说是一个事件”。在此，柯氏否认了历史是自然发生的观点，认为历史是由每个偶然的历史事件所组成，所以他说“一项历史事实乃是一个事件”。于是历史研究的焦点便转移到历史事件上来。柯氏在提出此观点的同时，也对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历史事件的范围做出了限制，即只能是属于过去的历史事件，而非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柯氏讲到“当历史思想把历史事件当作其研究对象那一刻，没有什么历史事件仍然是正在发生的。”最终，柯氏得出结论：“作为历史思想对象的所有事件都不是正在发生的事件，因为他们不再发生”。

接下来阐释的逻辑就相当清晰了。历史事件具有非现实性，这被柯氏称为“历史的意像性”（the ideality of

history）。柯氏使用这个词意在诠释“作为不具有真实性的思想对象存在的质”，接着，他对这个观念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一个想象的事物就是此时不具有现实存在的思想对象，一种想象的质便是在任何存在着的事物中都不会作为现实范例的思想对象，一个想象的事件乃是并非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思想对象。”

很显然的是，既然历史研究的是过去的事件而非现在，那么基于历史事件不可重复的性质，历史研究何以成为可能呢？

借助于历史的意象性，柯氏认为历史研究恰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事件中将具体情景抽象的加以演绎，以达到历史再现的图景。他以青铜时代的研究为例，但柯氏同时并不认为所有的历史内容都具有研究的可能，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就指出了创造历史的成就感就无法模拟，他说：“在发现或发明的经验当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质，存在着一种作为第一个深入该特定真理之处所的人具有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是历史学家绝不可能再次体验到的，这正是因为它同样隶属于发现。”

他以音乐史的编纂为例，试图说明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学者而言，作为现在的现在是没什么意思的”；以音乐史为例的另一目的，则是要告诉我们：抽象的研究能使想象的瞬间变成现实，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这样，历史

研究的的意像性与现实性是一致的，并且事实上与现实性不可分离。”其实历史研究的意象性与现实性在柯氏看来并不相悖，他所讲到的现实性乃是“重演过去的历史学家现实的思想”，即涵义在于“它被现实地思考着”。

在上面，柯氏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如何从抽象回归到现实进行了阐释，其实他想告诉读者：“思想史是可能的”这一中间过渡性的结论。接着，柯氏从上述结论出发，大胆地进行了推论“倘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思想，能够成为历史的也只有思想。”这个结论下的相当独断，柯氏认为科学只能是科学，而不是历史，他们都不能进行严格的历史研究，因为其中不包括思想的成分。于是历史研究的领域只能限制在纯粹的思想史领域。所以柯氏得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此处的思想的意义很宽泛，它包括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所有意思行为。

关于历史研究的出路何在，柯氏首先承认了历史事件内容的一部分是历史学家们所无法推演的，他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承认，历史学家不可能分享他叙事中的人物在做所叙之事时的那种情感和热度，并且，历史学家的情感热度只是与历史研究的本领，所做出的历史发现，以及所解除的历史疑惑联系在一起。”

因而，很明显，如果说历史学家是通过重演过去而认识过去，他的认识就缺乏原创性或发现，以致于“没有什么真正原创的或独创的发现或思想能够被历史地认识到。”

那么历史研究的成就体现在哪里呢？柯氏认为“在现在重演过去是要在一种赋予过去新质的情境中重演过去”。这种情境是对过去的否定。而历史研究和历史最大的区别或许在于历史研究的主体乃是具备现代性的人，而历史研究的主体则是处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或者说是经历那些事件的见

证人。主体的现代性则使主体得以以气获得前人累积的经验和知识，更深刻地认识历史研究的对象，那么，虽然对于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无法演绎，但可以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和精神，并赋予它一种新质。“这种新质便是成为超越它的思想整体中的一个要素”，虽然它并不是思想整体本身。

在文章的后面，柯氏将其熟悉的两种知识论加以比较，以更好的凸显他所提出的论断。一种是实在论。实在论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不会因为我们的认而改变，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乃是荒唐的，或者说的极端一些：历史是不可能的。因此柯氏断言：“任何历史哲学为了反对一切实在论，都必定宣扬历史事实的意象性，反对实在性。”

对于“摹本论”的错误，柯氏在文章最后指出，其在于认为既然过去不是现在，因而是不可知的，是在心灵之外的，因而强调我们首先在心里创造了一个摹本，而去间接地认识

过去。在前面，柯氏已经讲到历史研究的对象的意象性并非是不可认识的的，它可以被抽象地进行演绎而获得某种现实性。虽然不能获得历史人物在创造历史时的那种热度和情感，我们仍然可以身临其境，“在现在重现的过去是过去本身”，因此我们实在是在直接地认识过去，最终柯氏以“历史学家的思想既不是，也不包含或牵涉到其对象的任何摹本”的结论收尾。

可以说，柯氏的这篇本章是不太成熟的，这不仅体现在其逻辑和语言结构的混乱，也体现在行文思想的巨大跳跃上，据译者所讲，本文是遗稿，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修改的文字。但是从思考的高度讲，我们对这位学者表示极大的敬意。“观念史”概念的提出给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并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学界的诸多学者。思想史方向的著作不断涌现，柯氏实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