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流动与春运问题分析

农村人口流动与春运问题分析

汪思倩201100010031 摘要所谓春运，即春节运输，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而从本质上来说，这其实是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变迁发生冲突的产物。一方面“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等传统理念使得人们对故土、家庭有着很深的依赖之情，而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很多人迫于生计或者为寻求更好的发展前景而离开农村前往城镇。新春佳节之际，在外的游子迫切希望早日家人相聚，这就使得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拉开帷幕，春运问题也随之产生。

关键词春运农民工人口流动

一）春运特征

要先坐火车，再坐客运汽车，在计算时，就统计为4个人次。“人次”既体现了出行的人数，也能看出人们乘了多少次车。）

1.春运交通压力有明显的时间性和方向性

时间跨度（相对集中）春运持续时间一般为40天，时间跨度为腊月开始至正月结束。一般在春节前压力主要集中在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从周边城市到旅游景点的路线上。除夕、正月初一、初二这几天的春运压力较小。春节后运输压力转移到在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从旅游景点到周边城市的路线上。

乘车区间（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春运运输压力较大的地区在春节前后有所不同。春节前是人力输入较多的地区，而春节后是人力输出较多的地区。压力较大的地区还包括较重要的交通枢纽站。一般节前的压力重点在东部沿海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节后压力重点在内陆和西部的成都、重庆、武汉、南昌、阜阳等地。

2.规模大，学生、探亲者、农民工为主

据羊城晚报讯22日，广铁发送旅客104万人，同比增加4.1%。学生流、务工流高度重叠，客流量不断攀升。今年春运以来，广铁已发送旅客680.4万人，日均97.2万人。1月20日至22日，日均送客量均突破百万。22日上午，记者在广州火车站看到，进站客流开始逐渐增多。开车前两小时内进站通道第6、7、8、9进站口候车区基本爆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批四川的民工开始涌向广州等大城市，随后河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1] 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尤其在春节期间，交通运输压力骤增。进入20世纪90年代，春运的客流量进一步迅速增加。相关资料表明，在1994年，春运的总客流量为12.2亿人次，到了2004年，春运的总客流量已达到20亿人次。[2]

总体看来，春运的客流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2003年以后，每年春运的客流量均创造出历史新记录。而在春运运送的人员中，民工、学生、探亲者构成了其客流量的主体。据相关媒体报道，民工流占据了春运客流总量的30％到40％，在某些农民工集中的地区，所占比例一度达到80 ％，学生的比例也达到了30％左右。[3]

二）原因

1、大量农村人口向外流动

1.1.城乡发展不均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生产效率有所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有了极大改善。但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仍旧存在且有扩大趋势。2004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达6485.2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21倍，远远超过世界大多数国家水平的1.5倍。[4] 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首先要满足自身生存需求，为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很多农村人口开始向城镇转移，以谋求更好的职业岗位。

而另一方面，城乡间的保障制度也有着天壤之别。农村社区医疗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为获取更好的资源人们也会很愿意前往城市。

1.2.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对农民工需求扩大。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岗位空缺也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提供动力。[5]

1.3制度松动

春运成为严重的交通、经济、社会问题，始于1986年。在此之前，城市壁垒高筑，在此之后，这一社会控制体系有所松动，民众享有了部分的迁徙自由，对利益的追求，流动人口潮逐渐形成（秋风，2008）。[6]

在古代，人们出行需要凭借路引证明身份，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户籍制度十分严格，人们外出需要凭借组织或单位所开证明才能找到住宿的地方，这都极大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而在当代，政府放松了对流动人口的控制，大量农村人口向外流动才有了可能。

2、铁路运输压力大

2.1交通运输系统不完善。

春运发生的一个原因，是已建成的交通网络系统不能完全满足流动人口的交通需求，航空，轮航无法切实分担铁路运输的压力。

2.2铁路运输经济实惠。而春运问题之所以集中于铁璐运输上则是因为其花费少。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群多为外出务工人员，流动路线长，跨度大，铁路运输较为便宜，因而成为首选。

3、集中春节期间

3.1平时假期少

以2014年放假安排为例，针对全体公民的假期只有11天且不连续，而这11天中有7天是属于春节期间的。那么人口流动集中春节期间就有情可原了。

3.2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影响

庆祝民族节日是民族情感的集中表达，而春节作为中华民族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有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回家过春节就是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和感情需要。吉登斯指出了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春运这一现象则将这种断裂展现无遗。一方面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和长久以来对故土的依恋，另一方面则是现代工具理性扩展对传统理念的颠覆和对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两者不断冲突碰撞，便有了外出打工春节时期返回家中这一折中的选择。

3.3流动人口结构

中国春运客流以浩大的民工流为主体。尽管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有所上升，但举家流动相对较弱，总的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王广州，2006），基本格局仍是年轻人外出、老人和少儿留守。

关于农村留守人口的数量有不同估计。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和近2000万留守老人；其中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0%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郭少峰，2006）。而全国妇联有关课题组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28.3%；我国0～5周岁农村留守幼儿占全国农村同龄儿童的比例为30.46%，集中分布在中西部人口大省；农村留守幼儿数量超过100万的省份有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广东，这7个人口流出大省学龄前留守儿童总和占全国学龄前留守儿童总数的66.0%（陈丽平，2008）。

留守的人群不仅是外出人员的牵绊，更是情感寄托的载体。

4、难以融入城市

4.1制度隔离

户籍制度的硬性隔离依旧是导致春节期间大量农村人口返乡的影响因素之一。当前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人口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形成了不平等的社会权力与国民待遇，加剧了社会排斥和社会分层。

城市政府拒绝给予流入人口以平等的国民待遇，致使流入人口难以在自己的工作地安家落户，更难以将老家的父母与子女接过来同住。流入人口在流入地遭受各种排斥，必然增加对老家的眷恋感与归属感。因而才会选择在春节期间返回家中与家人团聚。

4.2 土地制度

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非农建设用地对农民的利益侵害严重，农村人口失去土地收益，被迫成为流民，外出谋生。

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