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发展

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脉络（古代时期至中世纪）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罗马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后期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腊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来自于智者学派对“自然”的分析。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活，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远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认为，人人皆为圆颅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与人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造成这样的后果。因此，现存的种族歧视、奴隶制及其法律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Alcidamas）断言的：“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迫谁当奴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５４０年—公元前４７０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则”，要求人类制定的法律服从神的法则。还有些智者相对比较消极，认为人不应被法律引向歧途，只应顺应自己的本性冲动（自然）而行动，也就是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动。可见，智者的这些批判现存法律制度，要求服从超越于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则的思想，是后世自然法的宝贵渊源。

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确信存在着某些不变的标准支配着实在法，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作，可以发现这些标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变的法，高于内容变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

晚期希腊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认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国别或种族的人所具有的神圣理性是一样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们认为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在整个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也不是个别立法者所制定或编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条例和习俗应遵循的准则。斯多葛派学者大多倾向于疏离于现存政治，追求顺应自然，依理性和道德，过禁欲主义的生活。

通过斯多葛学派的后期人物与罗马法学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传入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法观念的形成，并导致罗马道德哲学的兴起。西塞罗是古罗马自然法思想的前期代表人物，他是政治家、法律改革家，对自然法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自然法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变哲学的自然法为法学的自然法，将法哲学世界观，发展为法学世界观”[③]。西塞罗认为自

然法是真正的法律，是不可废除的、永恒不变的，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力图变更这一法律的做法是一种恶，试图废止其中一部分的做法也是不能容许的，而要想完全废除它的做法是不可能的……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尊守它；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它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法官。”[④] 在西塞罗看来，最愚蠢的想法是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或习惯中的内容都是正义的，完全非正义的法律不具有法律的性质。因此，自然法高于一切国家制定的法律，是最高法律，是衡量一切人定法（市民法、万民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

塞涅卡是罗马后期的自然法学代表者，他对与政治制度有关的问题不感兴趣，这是与西塞罗不同的。在自然法中，塞涅卡看到的不是对政治改革和法律创制有用的标准，而是一套道德律令，要用道德的、宗教的关系而非政治的法律的关系来协调社会。在塞涅卡看来，国家至多是一种必要的祸害，本身并不为善，人类应该寻求的是自然赋予的高尚道德和应有的勇气，并借助它安静地忍受命运给予的一切。在这里，塞涅卡的自然法成了一种解脱哲学和拯救哲学，并汇入到当时宗教运动的洪流中去，促成了基督教思想的兴起和传播。而基督教，几乎成了中世纪一切思想的基础。

二、中世纪自然法

中世纪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他融合了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神学法律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神学自然法学说，认为自然法是有理性的人对上帝永恒法（神的理性的表现）的理解和参与，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

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基础是奥古斯丁从原始基督教义发展而来的教会哲学。奥古斯丁区分了两种价值共同体，即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前者追求神圣价值，后者追求世俗价值，后者是人性败坏的产物。他认为，教会是上帝指派拯救人类的工具，国家和法律是为了对付人类堕落、依神意而产生的惩治罪犯和救济罪犯的手段，因此国家必须服从教会，世俗法律必须服从上帝的永恒法。显然，奥古斯丁用永恒法取代了自然法，用上帝取代了斯多葛学派的“理性”。

托马斯·阿奎那融合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法律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经典的神学自然法学。在阿奎那看来，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是统治宇宙的最高法，一切法的源泉，文字表现出来就是《圣经》，在地位上高于人间法；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对上帝永恒法的理解，是“理性动物对永恒法的参与”，表现出来就是国家机关（君主）制定的成文法律。因此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实在法）必须服从自然法，并最终服从永恒法。自然法通过对人的理性的肯定，也肯定了人的独立存在地位，肯定了人趋利避害的生存要求。阿奎那还第一次宣布，自然法的内容可以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引发了相对自然法的萌芽，这是对以往自然法学思想的一种突破。

三、古典自然法学

17、18世纪流行的古典自然法学，是对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决裂，意味着中世纪神学（神权）世界观的终结和近代法学（法权）世界观的诞生。古典自然法学家即启蒙思想家们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