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制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

日本天皇制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

摘要：日本天皇制已经走过近千年历程，天皇的政治权力一再起伏，但是其作为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征却从未改变过。明治维新在日本开始后，天皇制这一日本传统的核心与明治维新所提倡的宪政避免的发生了冲突。但是明治领导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并且利用天皇制为其改革架桥铺路。天皇制和天皇本人在明治维新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的天皇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天皇制很容易使我们想到中国的君主制，但是又和我国古代的君主制有着巨大的差别。日本的天皇制讲求“万世一系”，即不论日本政局如何变化，天皇的世系和地位都不能发生变化，事实上日本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从公元七世纪日本确立天皇制以来，不管是日本社会发生了多么大的变革，即便是在将军掌握国家政权的几个世纪里，天皇的朝廷都没有发生更替，尽管天皇在古代历史上的实际权力时起时落，但是精神权威却一以贯之。这是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奇特现象。即便是在当今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现代文明突飞猛进，但是日本国民对于天皇制的存在极少抱有异议。在英国等君主立宪制国家，君主及皇室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君主作为国家象征的意义日趋减弱，日益受到社会的质疑和责难，已难以为继。但是在在日本国民的心中，天皇和天皇制象征着日本的传统和文化，这种趋势并没有因为日本的战败而发生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所以，研究天皇制在明治维新前后的发展，对于研究日本政治走向和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如何定义日本的天皇制？“日本的天皇制，一方面主要立足于地主这一寄生的封建阶级，另一方面还立足于正在急遽致富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并一直和这些阶级的首脑结成极为紧密的持久性集团，并以相当的灵活性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于此同时，日本的天皇制保持着相对的独特的巨大作用和以似是而非的立宪形态略加粉饰的专制性质。”“作为国内的政治性反动和一切封建制残渣的主要支柱的天皇制国家机构，成为剥削阶级的现存独裁的坚固脊梁骨。”（1932年《关于日本的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这一定义明确提出了天皇制的矛盾本质：既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又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这本身也深刻表现出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中夹杂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而天皇，作为这两种势力的总代表，深刻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发展。

日本古代的天皇制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天皇制两个时期，共1200多年。天皇制也经历了天皇专制阶段、贵族官僚专权阶段和幕府将军专权阶段。天皇的政治权力一直在减弱，天皇对于国家的控制也逐渐转移到贵族官僚和幕府将军手中。直到佩里叩开日本国门，日本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将军的权威和对国家的控制力日益衰弱，萨长等强藩不失时机地依靠天皇的神圣地位重新树立日本的精神象征，天皇重新握有了一定的国家权力。但是，不管政权如何易手，整个政治体制一直是在天皇制的框架之内进行微调，其本质并未发生变化。天皇制在其古代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天皇的逐渐“神化”，这一点从历代天皇的谥号中就可以看出来。“天渟中原瀛真人天皇”、“高天原广野姬天皇”、“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等等。天皇神化的宣传，对于确立古代天皇制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原大宫，升即天位。道轶轩后，德跨周王，握乾符而总六合，得天统而包八荒。”（日本古籍《古事记序》）这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制的变革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天皇制并没有因为日本

走上了资本主义和近代化的道路而逐渐式微，它还是在天皇制的整体框架内进行调整。这其中既有天皇制适应日本社会，也有日本社会来适应天皇制，两方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妥协。

日本的明治维新给日本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但是，正如改革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这一历史现象，日本明治维新与日本的民族传统存在各种冲突。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为什么明治维新没有像中国的戊戌变法那样被扼杀在摇篮里呢？

天皇的精神领袖地位在这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889年2月11日，日本特地选择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登基的日子，通过明治天皇向国民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宪法仿效于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十分符合日本社会的需要。天皇在告文向神明和皇族皇宗起誓：“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将率臣民之先履行此宪法。”不难想象，天皇作为日本的最高精神权威，他的起誓必然得到全体日本国民的拥护。天皇对改革的认可是日本国民认识到日本的传统还在，那么也就不存在了传统和现实的冲突，即便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事实上，《大日本帝国宪法》进一步确立了天皇的无上权威，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领袖地位不可动摇。但是在实质上，《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本身就标志着日本已经走上了宪政的道路，它与日本的天皇制在本质上是相悖的，而《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却要依靠天皇的权威。这种奇特的现象值得我们深究。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其一，我们必须认识到，日本走上宪政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而天皇制在日本人看来和宪政并不矛盾。十九世纪是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代，欧洲列强纷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迎来了欧洲社会的黄金时期。而当时的日本，已经向中国学习了几个世纪，从天文地理到文字学术，从政治模式到宗教理念，日本都从中国汲取了有益营养。日本的天皇制，立足于传统的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原始神道，充分吸收了中国的儒学和道教思想，深深植入了日本的文化血液之中。中国的一次次战败深深刺激了日本人，善于模仿的他们在寻求一条崭新的民族复兴之路——脱亚入欧。他们深刻了解到，如果单单从欧洲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前车之鉴。那么，日本的学习就成为了世界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整体文明大迁移。启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治维新中“王政复古”口号，但是从整个维新过程来看，启蒙思想的传播，使他们找到了西方的立宪政治模式。但是这些领导者发现，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天皇制在此陷入困境。人治和法治、“天赋人权”和“天赋国权”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宪政模式，天皇制必须废除，或者将天皇至于法制的模式之下。这对于日本绝对是无法接受了。很快，他们就西欧列强中找到了一条很适合日本的普鲁士模式，两国相似的国情使得明治维新领导人看到了在宪政模式下天皇制的出路。在宪政的基础上，仍旧可以保证天皇的无限权威。“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第三条）。不保留天皇的政治权力，而由天皇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维系日本的传统，在明治领导人看来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其二，日本的宪政道路必须而且只能由天皇来领导。任何社会的改革都是会遇到守旧势力和妥协派的反对的，在日本，这种状况尤为明显。日本的近代天皇制拥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三种特性（《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第284页），最基本的是神政和家长式。作为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其稳定性可想而知。而作为天皇制的核心——天皇，更是成为这一稳定性的无上象征。上文说到，日本实行宪政完全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日本推行宪政的道路却是